个人养老金的三个难题

这三个难题分别是：

很难形成更强的正向激励（政策层面）；很难形成“危机意识”（个体层面），最后，很难扩大用户基础（市场层面）。

在激励方面，首先是税延优惠并不显著。比如在常规营销中，大家只有测算非常长的周期或者非常高的回报率，才能得出有无税延的显著差异；此外，这种长期差异是在牺牲流动性的情况下获得的，以微弱的优惠作为长期流动性丧失的对价，恐怕不好说服客户。

同时，难点还在于加大激励的空间并不大。新推的第三支柱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后面会提到），而给予任何结构性的措施以强烈激励，必然要考虑到公平问题。

第二，说服客户很难。说服的方式无非几种：恐吓、许诺、身份认同。这几种方式金融企业也陆续有使用。但总体看，恐吓（包括从说理的角度告诉你未来的风险）是无力的，一方面人类很难对于10年、20年之后的危机有紧迫感；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环境下并不太适合传播这一点。

第三，扩大用户基数也很难。

举个例子，企业年金目前集中在国企，顶尖民企，年金的权益也完全归属于个人，但年金发展多年至今，参与者人数在2022年底刚过3000万。

而职业年金按照央视报道的第二支柱参与人数7200万计算，应该是4200万左右，这大体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迅速超过了企业年金；

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养老金半年多时间3700万左右，规模不算小，金融机构也很有效率了。

制约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人数的，在意愿之外，可能还要考虑发展阶段、收入水平。

问题的不同视角

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民间，在年轻人心中，得分到底有多少？

上半年我在一个程序员社区看到一则讨论，大约有60%的留言认为，这是想“骗年轻人的钱”。

我仔细看了留言，这当中大部分人并不清楚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详细规则。但他们有两个直接的疑虑，第一，谁能确保数十年之后这笔钱还属于我？第二，这和早先关于养老的宣传完全不一致。

这种情况可能无法简单归结为宣传普及工作不到位，或者归结为年轻人相对浮躁。

本质上这里有一个“站位”问题。

一份评述欧洲养老金改革的文献提及，如果以欧洲为例，明显地可以看出养老金的变革区分出了两类国家：有效发展了第二第三支柱的国家，比如英国等；以及明显未能发展好第二第三支柱，仍然以第一支柱为主的国家，比如法国。

即使在OECD国家中，第二第三支柱的重要性是不是绝对的共识？可能并不能这么说。

前述这份略偏左派的综述说，以欧洲为例，第三支柱发展越好的国家，老年人贫困率越高。

养老金的改革举措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定义为“参数改革”，即在不变动体制和责任主体的情况下，调整参保费率、年限、领取年限等，比如延迟退休，降低领取参照水平等；另一类定义为“结构改革”，即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后一种改革的含义在于，责任主体的变迁，即要求企业和个人为此承担更多责任。

大部分国家虽然都在两类措施并举，但内容隐含的意义并不一致。

因此，一份评述欧洲养老金改革的文献，大概率既可以取名“国家的退却”，也可以取名“个人的崛起”，全赖“站位”的不同。

作为欧陆乃至全球公认的左派发源地，“国家的退却”在法国遭遇了巨大的阻力，这在最近一年多的新闻中屡有提及。

回来养老问题的政策设计上来，如果要回答欧洲第三支柱发展越好，老年人贫困率越高这个问题，就需要问：养老制度设计要考虑的仅仅是可持续性问题吗？

一般认为，这里至少应该包含三个侧面：可持续性、公平性、包容性。

可持续性的显性的，讨论得很多的侧面。

但什么公平性？举个例子如体制内外、代际之间的公平性。当然粗暴的解决方法是功利主义的，以维持养老体系为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正义”问题就消失了，年轻人的抗拒不会因为你不准说就消失了。

什么又是包容性？女人和男人的差异，打零工和正式就业之间的差异，包括前一阵被舆论关注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差异。

从这些描述应该看到，个人养老金制度当然有一些作用。但它是杨朱式的作用还是孔孟式的作用，恐怕前者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