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引发了很多讨论,诺奖得主撰写的《叙事经济学》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对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分析,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热度之高,也许还要超过当前的AI技术。
即使从2016年开始算起,目前也已经过去了8年,人们期待的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革命性变化”并没有出现,甚至没有出现任何一款可以称之为主流应用的东西。在金融领域,区块链的作用也仅仅降低了形式上的信任成本,目前可以看到的主流供应链金融应用,其信任解决的过程,本质仍然是基于供应链主体之间的信任而发生的。
唯一的改变是,加密货币的市场容量比2016年要大了很多。
在区块链到AI热潮之间,出现的另一个“小趋势”是元宇宙,Metaverse,其代表性时刻是facebook将自己的公司名称改成Meta。
即使苹果仍然在推出硬件设备,但几乎所有主流企业已经不再抱有几年前的期待。也许从人性的角度说,Meta既不必要,也没有广泛的吸引力,更多地仍然是工业仿真、传统游戏产业可以解决的问题。
AI会是下一个吗?至少目前看起来,AI的潜力要比前两者高得多。
但目前人们也很难评估说AI当前的发展比互联网的出现影响力更大,或者比工业自动化的影响力更大。
AI的宽泛定义,比如视觉算法等,在ChatGPT出现以前已经广泛用于改造工业机器人。而ChatGPT、LLM一类AI,可能标志着在虚拟领域、创意领域初代机器人的出现,至于这类AI能发展多快,可能取决于人们如何定义认知和创造:AI能否帮你回邮件,与AI能否帮你创作创意产品,或者AI能否进行科研(比如解决数学问题)之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范畴。
但生产力,反而是这里面相对清晰的问题。那就是技术的发展,短期并不一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我能想到的是从两方面来理解这一问题。
第一是索洛悖论及其解释。如同索洛提到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并未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样。对此的解释有多种,比如时滞效应等等,但我理解最有解释力的可能是替代效应,这存在于所有技术带来的变革之中,可想见它也会出现在AI、自动化或者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革命中。
替代效应的解释非常易懂。举个例子,计算机广泛使用可能提升了钢铁厂的效率,但使得钢铁厂的职位减少了;被钢铁厂裁掉的员工去了加油站工作,收入不到原来的一半。或者举个更贴近我们的例子,AI引发了大厂裁员,员工被裁之后现在转行送快递了,收入可能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从宏观角度解释,这就是技术革命发生时真实出现的故事,一些部门效率提升了,但人员流动到了效率不那么高的地方,这就是全社会的变化并不那么显著的重要原因。
但细心的人一定会意识到,这应该只是一个暂时的问题。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有“时效”的问题,但期限未必很短。在很多社会(尤其是活跃社会),人力的更新和迭代,是通过不适应的人被淘汰出劳动力市场实现的。
这正如人们观察到的那样,如果40岁被淘汰出原有岗位,大部分人很难回到原有行业,要么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要么从事那些收入不那么高、新技能要求不那么高的职业,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短。
这其实会带来第二个问题,在经济数据尤其是GDP和增长率的统计中,可能也很难看到这种替代效应消失后的增长。
这可能是因为,GDP和增长的度量都是短期的,以产值计算的,它很难评估质量的变化。
这一点在《美国经济增长的起落》中有很好的论述。技术革新带来的物质生活便利,商品质量成长,并不会体现在增长数据中,有些时候甚至会降低这些数据表现。
比如在存量市场中自动化的使用。我们假定人们需要的电视机数量是一定的,特定技术的革新带来的可能是电视更大,但单价下降。从数据上看,产值降低了,但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提升了。
不过实际的情形要复杂得多。需求是变化的,人们可能需要更多电视,也可能需要更少的电视;技术革新也是变化的,液晶代替了CRT,创造了新的产值,然后衰落;但OLED又替代了LCD,量子点又替代了旧的OLED。在一个领域内,技术革新大部分时候是渐进的,波浪式的。
但长期看,从数据上评估增长,质量的改善会被忽略仍然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现象。
人们很容易理解,1900年的1万美元住户,和现在的27万美元(一个以黄金作为转换中介的数字)相比,后者享受到的物质生活质量要高得多;一个罗马皇帝可能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可能和比尔盖茨相当,但他的生活水平显然不如2022年的一个普通中产家庭。
从这一点看,即使AI带来的广泛的革新,我们对其在增长数据上的拉动不应那么乐观;但即使AI不如预期,我们对它在改善人类生活上的期待也可以更高一点。
不过,说点题外话,从物理学的角度看,生物组织最重大成就可能是如何对抗管理开放宇宙中的熵——如何利用能源。这一点可能决定了人类外在的自由度,不管是安全地布满地球,还是创造性地迈向宇宙。
]]>中国的权益资产真是有吸引力的吗?站在2024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能得到哪些事实、经验和判断?
首先说回顾过去得到的事实:
股市并不是经济的晴雨表
不仅是最近几年,即使将时间拉长到21世纪以来,不管是投资者的主观体感,还是严格的看股指与经济增长指标的相关性,我们恐怕都没有办法得出A股与经济有相关性的结论。
股市和什么指标会有较强的相关性?这些指标常见于各类证券分析,也许是M2增速,也许是汇率,也许可以构建一个各类参数的组合,但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什么长效的,稳健性非常好的指标。
或者换句话说,股市不仅不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没有看到任何简单的测量能够反映出股市本身的特点。
长期主义不是必然胜利,有苛刻的约束条件
长期主义的胜利,是鸡鸣与晨光之间的相关性,还是地球自转与晨光之间的因果律?过去的A股告诉我们,长期与获胜之间并非必然,在较长的期间内,5年,7年或者10年,投资者有可能获得负收益,有可能获得正收益但逊于同期存款利率。
在任意一个5,7,10年内,人们只能说正收益或者跑赢通胀的概率较大。
如果要长期获得较好的回报,投资者需要注意约束条件是什么?
投资回报与什么关系最紧密?
这一点其实很难单独从A股和港股观察到。但以下分析有可能是对的:
合理的价格
高估值需要很多年来消化,这是发生在A股的真实过程,蓝筹股的高估值尤其需要时间来消化。买入价格是影响最终汇报最大的原因。
持续分红
持续分红背后暗含的是公司业绩的稳定性和真实性,但对于投资者的回报来说,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平抑波动(以红利再投资为例),增厚复利。
前面两点在《投资者的未来》一书中有详细的阐述:为什么从90年代以来的书中,不管哪个时间点上统计,美股回报最高的个股都有烟草股一席之地?单从股价上看,由于ESG方面的劣势,烟草股屡屡遭受冲击,经常大幅下跌,估值也在个位数。其回报来源主要是投资者买入估值合理,这类股票分红稳定。
成长性
成长性最佳的表现是科技股。长期看科技股是美股表现最佳的领域。但是不是买科技股就会带来好的回报呢?
首先价格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次,以美股科技股为例,成熟阶段的科技股分红也非常稳定(苹果、微软等)。这些在中国存在吗?
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在过去,很多美股专业投资者并不是认为科技股是好标的。普遍的看法是,科技股没有护城河,短时间利润丰厚,但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典型的公司比如IBM、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施乐等等。但这一认知,在科网股泡沫中建立的大型科技公司身上并没有得到验证。20多年过去了,大型科技公司似乎整体上统治力似乎并无衰减。
这是为什么?之前我提到过,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网络效应”,以前的科技企业很少在一个“双边市场”、“多边市场”中竞争,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叠加之后可能产生了更强的壁垒。
另一方面可能是思想浪潮的变化带来的。以前人们会拆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巨头——贝尔实验室衰落了,但它制造了无数个创新企业。但撒切尔里根以来自由放任在经济政策中影响深远,反垄断作为一个干预策略似乎认同程度在削弱。一个简单的对比是,我们难以理解当时的美国电话电话、石油巨头、铁路公司的垄断地位会比今日的亚马逊、谷歌、微软等的控制力更高。
当然,反垄断尺度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跨国竞争的兴起。如今肢解任何一个巨头,都要考虑到它是否会削弱本国该产业的竞争力。
回到2024年,权益投资有没有希望?至少在“合理的价格”,“持续的分红”这两点上,我们能找到不少的标的。由于前两点,从回报的角度看,GDP增速中枢降低的市场中,反而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回报。
至于中国科技股的未来,可能也要和美国的环境类比一下,一则是科技公司本身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如何看待他们。
]]>但这不是事实。
林教授因其观点,在当年很多媒体以及成为媒体座上宾的学者当中并不受欢迎——也许至今如此。虽然世界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撒切尔、里根掀起的浪潮余波犹在,从80年代至今,主流的思想仍然倾向于市场,倾向于削弱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这一点看,林是一个很有野心——按照欧逸文的说法,一个很难妥协的人。
十来年后,在欧逸文的书中读到林教授详细的往事,仍然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在2014年完成的这本书中,他对林倾注的笔墨尤其多。
欧逸文描述发生中国大地上的变化,在这些充满“企图心”的个人中,有经济学家、作家、反叛艺术家、山村里走出来的企业家、媒体总编、普通人、赌徒等等。在经济生活从管制到放任的过程中,人们迸发出巨大的能量。这种巨大的能力有时候用于善,有时候用于恶,有时候释放受阻而演变成冲突。但能量本身就是生命力。
欧逸文2005-2013年在华从事媒体报道8年。这段时间我恰好在媒体报道经济新闻,也见证了这个乱哄哄但生机勃发的时代。
总的来说,欧逸文记录的大部分是那些高能量个体,或者集体的“高能量”瞬间。
回味这种“高能量”状态,并不意味着那个时代一切都是好的。它充满着变好的希望,但也潜藏着滑向深渊的可能。稍微冷静后人们可以从各种侧面观察到:财富的两极分化、阶层的不断固化、制度失败的蔓延、增长结构的失衡等等……
但即使到了2014年,也就是本书出版的那个时间点上,大部分人虽意识到自己站在十字路口上,仍认为人群会选择更好的一条路。这可能是高能量状态下的心理特征。
如今回过头来读欧逸文这本书,那段叙事中可叹可赞的不是事实和细节,而是这种难以言说其形状、难以琢磨其来由的乐观。
]]>这些分享只是一个引子,它并不会剧透太多,同时它可能也带着我显著的个人偏好。如果你在其中能找到你感兴趣的一两本,那本文就算成功了。文后还有今年阅读的一点体会,可略过不看。
上一年我说到我的女儿把剑桥中国史当做睡前的读物(助眠真的很快),这一年变成了宇宙和科学史;但我自己的阅读范围还是比较窄,其中较为缺乏小说等虚构类作品。以下是我感觉到惊艳的10本书:
《迦利时代:南亚次大陆游记》
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远抵有着骑象兵的旁遮普,那里的王公勇敢而忠诚。但如今,旁遮普分属于两个敌对的国家,上世纪上半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曾一度有希望避免陷入血腥的屠杀和分裂,但最终并未成功,甘地、尼赫鲁与真纳的故事就颇为引人入胜,但从那个时代开始,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在20世纪余下的时间中似乎保持了原样。
这里可能有着全世界最贫穷和混乱局面,血腥的仇杀、宗教和种姓冲突,黑道人物盘踞在议会,旧王公哀叹荣光消逝,板球明星渴望改造国家,最终问鼎总统宝座;小岛上的游击队抵抗强大的印度……达尔林普尔在德里居住了多年,这一本次大陆旅行记刷新了我对这类作品的认知。它的细节丰沛,在平易的叙述中处处展现出历史和现实的张力。
他的另一本游记《圣山来客:追寻拜占庭的余晖》同样非常出彩,而且主要发生在中东,鲜活地展现了中东地区的宗教、文化和军事冲突,题材更贴近时下热点。总的来说,它们有点像邦德故事、一千零一夜和布罗代尔的混合体,视野广阔,充满了力量、奇幻和异域色彩。不过因为我先读到前者,对前者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
另外我对本书的偏爱,也有这类文本立足于细节的特质。在与我们距离遥远的议题上,学者们的宏大叙事很容易左右人们的观点。但这些宏大叙事往往具有欺骗性,被隐没的细节,标签和概念背后的事实,才是分辨正义与否的关键所在。
《专制与民主社会的起源》
很多读者知道福山,也知道亨廷顿,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可以是对其老师亨廷顿1968年观点的修补和重新演绎,但知道亨氏的师长巴林顿·摩尔的人可能就会少很多。这本书讨论的话题更为“古典”,他探讨的是“现代化”的路径,尤其着眼于农民和农民起义在通向现代化过程中做起到的作用。
他认为,通向现代社会有三条道路,英法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日本德国的法西斯道路(反动的),以及俄中的农民起义道路。巴林顿·摩尔倾向于认为,你付出的即时成本越低,意味着后来的成本越大,这正是日本和德国发生的事情;结合日本和德国的历史看,这显得颇有说服力。
于现代社会而言,巴林顿·摩尔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中间阶层壮大与否、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决定了社会的方向。这一关切延续到了后来的亨廷顿,在福山的著作中也非常直接地展现出来了。
在同一个主题内,福山两册《政治秩序的起源》也颇值得一读,内中还有刘瑜的批评,但读完你会觉得形似批评,实则未必是批评。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这是我今年读来最慢的一本书,从年初读到年尾。这本书是正规出版物,但周雪光教授自己放出了电子版。他从基层组织的实际运行中,提出了一组新的模型,其中对运动式治理的探讨尤其值得关注,解释力也非常强,可以说是理解现实世界的优秀文本之一。
当然它遇到的批评也不少,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看到非常有说服力的批评。这类书籍的阅读和对它的批评——在我上大学那个阶段也很爱用这类反驳——类似于你内心认知对方大致是对的,但你只想抓住一个细节说他粗枝大叶或者文不对题,用例外或者细节错漏反证对方根本站不住脚。
我们能意识到例外和复杂性当然很好,寻找反常在物理学上的作用更大,这不应该成为我们阅读的障碍。寻找解释力更强的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最主要的方式之一。
书的末尾,周雪光留下这么一段话:
“官僚体制成为国家治理的一把双刃剑,在这个过程中,我以为以下两个危险尤其突出:其一,在法理权威基础缺失的情况下,国家权力官僚化,与历史渊源深远的官僚体制上下联手融为一体,走向官僚专制的支配形式,而不是建立在(韦伯意义上)法理权威之上的官僚制支配形式。如此,官僚体制将窒息中国社会的内在发展动力,封闭停滞之虞难以避免;其二,官僚权力的膨胀与组织失败诱发卡里斯玛权威重登历史舞台,重回历史之旧辙。这两种趋向在中国当今社会均有丰富之土壤。”
深具远见。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这本书和上一本一起“服用”,效果更佳。如果说有一组书能帮人们理解中国经济是怎么运行的,本书一定是排名最高的几本之一。
为什么乡镇财政从“吃饭财政”变成了“讨饭财政”?为什么有一个阶段基层矛盾激化?为什么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情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基层债务会如此之大?“分税制”到底是什么制度,“经营城市”是如何经营,大概只有在本书中,你才能看到最鲜活的例子。它从微观角度解释了基层政府是如何运行的,告诉人们以前在新闻上读到那么多光怪陆离的冲突,有着难以回避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反讽,大部分站在聚光灯下的经济学家,从来未能从微观角度解释清楚所谓城市化、工业退却、空心化等大词描述的到底是什么,这一任务是交由社会学家来完成的。
对我来说本书的额外乐趣,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例子是来自我的家乡湘潭。其中乡镇的名字虽然改了,但每一个湘潭人都知道说的是哪一个乡镇。
《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
陶然这本新书和前面两本加在一起,可算是我今年读到的理解中国的三本最佳读物。
陶然在其中提出了全新的中国增长模式分析框架,这个分析由三层结构组成:“国际和国内双层逐底式竞争”、“二三产业交互强化型溢出”、“三领域(国企、银行、土地)行政性垄断”。这个分析框架看起来要比“锦标赛”、“分权”模型复杂,但确实能更好的解释过去二十年发生的事情,尤其对当下地方政府负债困境,地方政府招商行为、征地行为等有很强的解释力,(当然它注定不会太流行,因为不太简洁和醒目)。
不过陶然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不一定受到所有人欢迎,但他基于“涨价归公”这一思路设计出的渐进的、兼顾所有人利益的方案,看起来是操作性更强的新型城镇化思路。这可能也是中生代学者与前辈的不同之处,他们更多立足于实然提出优化,而不是从应然出发提出建议。
但从可读性上看,本书较前两者略逊。我以为,还是社会学家比较有趣一点。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开卷有益说的就是这类书籍,无论你站在光谱的哪一头。这是一本正经的体制内学者的著作,都是基于官方素材和观点的描述,但持论还是相当公允的。他没有阐发什么新的理论,仅仅是记录,就很有意义了。看完你会更加觉得,改革开放40多年有多么不容易,先辈的血泪换回来的教训不应该忘记。
《与中国打交道》
保尔森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前他写过一本《峭壁边缘》,描述的是他金融危机期间担任财长的经历,其中很好笑的是,保尔森写到,他一个民主党家庭氛围下的高盛总裁,如何去瘸腿共和党总统手下?保尔森把这个伟大的助推安到了小川身上,情节颇有戏剧性,而且当时会议室还没有第三人在场,也没有录音。
本书则涵盖了保尔森在高盛参与国企改制上市,到中美SED、环保组织期间的大大小小事务,众多在位的不在位的大佬走马灯似的串场。一方面亲历记本来就很有价值了,一些情节除非在此处,在别处你永远看不到,如同前述《峭壁边缘》中的小插曲一样;第二,保尔森的投行视角,使命必达的这种韧劲和企图心,在职业政客中可能也是少见的,其如何推动交易进展的故事也颇值得一观。
其余的这本书也不太好多说,但总之就是,很有趣。书成于2015年,描述到2014年,对我们的态度还是相当乐观的。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本书是一本关于早期中国的学术著作。对于大部分普通读者来说,早期中国的面目并不是那么清晰,要到春秋战国才变得鲜活起来。从这一点看,李峰这本西周的作品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发现以前仅有依稀印象的分封制、国人暴动、周厉王的故事、平王东迁等等,不再像神话故事,而是更具历史感的面目出现在你眼前。
这一领域的作品之所以能吸引人,一方面是中国学者方法论上的进化,不再局限于信古与疑古,有科学的方法,有可信的框架。李峰提出的考古学与地表形态的结合即是一例;另一方面则是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进展。上世纪至今在丰、镐以及周原的考古发掘、对晋和燕的考古发掘等等都为西周史提供了丰富的新材料。
早期中国题材下,今年还读到了其它一些值得一度的书,包括《翦商》,许宏的小册子《何以中国》,李峰的一本通俗作品《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其实我想推荐是的韦伯这一主题的书,包括新教伦理,还包括《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好吧,韦伯也是一个社会学家,但因为他是德语作家,所以要比其他社会学家无趣得多。
但很难绕过韦伯,韦伯开创的方法,以及主要观点,无论人们赞同与否,后续都无法绕开。在论及资本主义之起源,东西方差异,官僚体制等等,韦伯就像一座山一样矗立在那里。在阅读更晚近一点的作者时,你会在彭慕兰那里发现他,你会在周雪光那里发现他,在金观涛那里发现他,在黄仁宇、巴林顿摩尔那里发现他……
《新教伦理》当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韦伯论述的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而是起源阶段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主要是禁欲主义与预定拣选轮)的关系,韦伯甚至认为在他那个时代,富兰克林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精神已经脱去了宗教意味。
在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个主题下,韦伯还谈到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犹太教,当然一个人是没法如此博学的,韦伯大量依赖二手材料,这导致了前面提到过的问题,在具体的阐述上,难免有很多错漏。比如韦伯对“君子不器”和“士”的理解被认为是片面的,但整体看,韦伯远观诸宗教之差异,反而能给人抓大放小,合理简化的感觉。韦伯对中国国家与宗教之关系,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家产制官僚体系,卡里斯玛权威等分析,有很强的启发性,激发了很多中外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研究(反驳或者扩展)。
不过如前所述,真的很枯燥,唯一好读的可能是《儒教与道教》,这可能是我对其它几篇的宗教背景缺乏理解的原因。
同一题材下的书,还可以看看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以及一本综述《现代性及其不满》。
《21世纪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鲍威尔在2021年会对通胀反应迟缓?持续十余年的宽松政策之后,货币政策还有没有回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上?伯南克在这本书中给出了清晰的解答。
本书回答了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之后,历史最长时间增长(128个月)带来了永久性的改变。那就是对各种过去被认为是”非常规货币政策”被持续使用,包括量化宽松、收益率曲线控制(欧洲和日本)、负利率(欧洲)等等,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永远无法回到2008年以前了。
第二是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和被认为不断降低的中性利率,让中央银行对通胀的态度发生了改变。2020年鲍威尔住持的美联储框架修订,实际上改变了数十年来对通胀进行先发之制人打击的策略,这也部分可以解释鲍威尔的失误。
本书一直描述到2021年通胀初显苗头时为止,算是一本大部头,其中仍然有不少篇幅描述金融危机,如果看过他描述金融危机的那本《行动的勇气》,对于金融危机相关的描述就可以省略了。
在今年尚未看完的书中,有一本书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让我在阅读过程中一些朦胧的想法变得更为清晰。
这一个想法是,读者如何对待诸如历史、社会学、经济理论、政治理论一类的书籍。吹毛求疵或者寻找反例总是很容易的,但有启发性的批评则要难很多。这是为什么?
第一种可能,本质上这是一个如何看待“真相”或者“真理”的问题,如果人们预设在某一个领域有绝对正确的“真理”,或者碰巧你先前知道的就是“真理”,这就很难接受新的创见,理解新的思维。
第二种可能,是信奉一种机械的还原论,即存在某一种规律,我们可以依据这一规律,从类似的初始条件重复得到某种结果,或者从结果追溯某种初始状态。
如果放弃这两种态度,读者可能会更容易接受新的意见,端看他的分析是不是言之成理,看他在限定的约束下是不是有强解释力,而不是把他当成某种“真理”。认知的过程,阅读的过程,无非是获得对真实世界的某种近似和简化,只是这种简化的角度、程度在不同的书中有所不同。
第二个想法,是游记、旅行记、传记、亲历记等一手内容的价值。有一个阶段我爱看是因为它们有趣,然后因为只能察觉到有趣就放弃了,但现在我的感受是,细节提供了矫正和验证的机会。如前面提到的,使用很多宏大词汇的时候,作者、读者可能未必能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只有细节,更多细节,才能让这些观念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不至于成为离奇的东西。
这从某种角度也说明,中立是中立,而正义永远是一种价值判断,它依赖于你的经历和你看到的事实。
今年100%读完的书大概50本上下,可能由于找书更加谨慎了,总的来说没有遇到特别差的书。每一本都附有当时读完的感受,供参考,在此可见
]]>比如PDD的市值一度超过阿里巴巴。有很多人说,这符合逻辑,比如他们自己就开始使用PDD了,而且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这说明以前城乡结合部的逻辑,下沉的逻辑,并不是PDD成功的主要原因。
单纯从市值比较,其实归因并没有这么直接,市值是对预期的折现,只能说现在投资人认为PDD更有增长潜力,单从增长数据看确实是这样。
不过人们更关注的是,为什么PDD在主营业务上(以交易量、单量、利润等计算)仍然超出人们的想象。
类比和细节往往也是最不精确的,可能基于细节的归纳失之毫厘,最后的结论却谬以千里。我能想到的几点,可以说是一个思想实验也好,或者其他什么也好,也许可以帮助厘清这一点:
从大体量平台看,在阿里系中,1688是增长最快的,最新的季报淘天营收增长4%,1688增长18%;主打“平替”概念的网易严选,其未披露营收和GMV远小于大平台,但付费会员2022年增长了83%。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两年线下还出现了一些新业态,比如嗨特购、好特卖代表的形态。这两家主要做包括临期商品在内的低价折扣特卖,两者开出的门店目前合计已经超过1200家。
这往前推5年,可能都是人们难以想象的。
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问,PDD的增长有多少可以归因到低价业态的增长?
可能很难量化,但如果粗略地看,可以参考第三方报告做一个粗略估计。单从前述企业披露的数据看,贡献应该很大。
还有一个数据是这一趋势的另一面。那就是“什么值得买”这一平台的业绩下价格,这大概体现了低价业态、白牌对传统平台和品牌商品的挤压。前者并不会有预算投放到这类平台。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零售客户没有忠诚度。从这点看,零售企业很难建立长期的护城河。
我家人以前用兴盛优选买菜,现在用美团和PDD,谁价格低,送货快就用谁。另外不管用谁家,最后送货过来的还是本地的同一批商贩。
在其它商品上,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从月活和装机量看,淘天、京东和PDD的用户将难以避免有大比例的重合。这意味着实际上很多用户在使用多种平台。
用户在选择一个零售商的时候主要的决策因素是什么?是因为零售商的品牌吗?恐怕不是。传统来看,客户会因为两种差异来选择零售商,第一种是商品品类本身,比如美国的零售商,在品类、档次上会有明显的区分;第二则是价格。其次才是距离、体验等等。
其实这个解释就在京东早期的Slogan里——多快好省。从单个用户看,他最关注的是“省”,整体看,还有“多”(品类);“好”和“快”肯定也关注,但其中“好”首先取决于制造商,其次才是平台体验。
然而,人们说的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大半集中在“好”这里,不同的制造商代表的品质和品牌内涵,是“好”的主要来源。
如果要构建一个模型的话,很难说消费者的“偏好”是会发生变化的。
一个消费者从苹果手机迁移到功能机,从米其林一星吃到路边摊,是因为品味和口味变了吗?更合理的解释是消费者面临的约束条件变化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下降了。
这种约束的变化,要么是实际的收入现金流变化,要么是预期现金流会发生变化。
然而从整体数据上看,无论是居民收入、还是居民存款,都没有明显的恶化迹象,可能的变化就只有预期了。当然资产损失也会导致消费下降,但这一点在前两次股市崩盘中似乎没有带来如此显著的影响。
预期的变化要怎么解释可能是另外的问题了。
但这一点显然是企业没有预料到的,风向的转换来得太快,太突兀。至少在两年之前,大家还在大谈“消费升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用这个词了。
一些务实的消费公司,比如良品铺子,现在的策略是大幅降价。
然而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这使得对某些冲击的修复变得非常困难。
类比仍然是最直观的,以日本为例,在发生较大的冲击时,人们在消费和投资上的改变可能以“代”为单位,等到这代人不在主导市场了,才会发生明显变化。
青壮年时期经历了大萧条的人,他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都永久地改变了;在日本泡沫高峰前后加入社会的人同样如此。
放到当下,可以庆幸的是,70后的行为估计已经不会改变了,他们感受到的富足会持续伴随着他们。而其他人的改变,则取决于冲击的时间。
但值得警惕的是,很多专家提到的对经济影响并不是很大的“青年失业率”数据中的青年,过去若干年对他们的影响很有可能是长期的。
人们惊叹于转变之迅速,但有可能这已经发生了很久,只是寒气传递到每一个居民需要一点时间。
中国私营部门去杠杆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如果以私营部门负债率下降标志,它的发生可能远远早于我们经常讨论的时间点,差不多和中国第一次下台阶同时开始。
其间“万众创新”是一次试图扭转局面的行动,带来了短暂的繁荣,但最终仍然失败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学者谈日本失去了多少多少年,多少显得有点不太谦虚。因为我们对日本最主要的教训视而不见。在债务出清一波三折的程度,延宕的时间上,我们大概马上就要超过日本了。
当然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结构不同,增长率下降速率也不同。但我们还有一些全新的问题,比如倚为表里的房地产和城市化问题,可能导致更长、更痛苦的出清。
]]>我一直呼吁大家买一点养老FOF,这个朴素的建议大致来自于早年我报道社保体系时获得的经验,即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大多数人不得不未雨绸缪。
2022年11月个人养老金制度开闸至今已有半年时间,养老FOF在内的产品被第一批纳入个人养老金可投资范围。但这个体系发展得并不好。按照人社部的数据,大约有3700万人开户,少数人买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披露时各类产品累加起来不足150亿元。
这三个难题分别是:
很难形成更强的正向激励(政策层面);很难形成“危机意识”(个体层面),最后,很难扩大用户基础(市场层面)。
在激励方面,首先是税延优惠并不显著。比如在常规营销中,大家只有测算非常长的周期或者非常高的回报率,才能得出有无税延的显著差异;此外,这种长期差异是在牺牲流动性的情况下获得的,以微弱的优惠作为长期流动性丧失的对价,恐怕不好说服客户。
同时,难点还在于加大激励的空间并不大。新推的第三支柱本质上是结构性的(后面会提到),而给予任何结构性的措施以强烈激励,必然要考虑到公平问题。
第二,说服客户很难。说服的方式无非几种:恐吓、许诺、身份认同。这几种方式金融企业也陆续有使用。但总体看,恐吓(包括从说理的角度告诉你未来的风险)是无力的,一方面人类很难对于10年、20年之后的危机有紧迫感;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环境下并不太适合传播这一点。
第三,扩大用户基数也很难。
举个例子,企业年金目前集中在国企,顶尖民企,年金的权益也完全归属于个人,但年金发展多年至今,参与者人数在2022年底刚过3000万。
而职业年金按照央视报道的第二支柱参与人数7200万计算,应该是4200万左右,这大体也就是财政供养人员的规模,迅速超过了企业年金;
从这个角度看,个人养老金半年多时间3700万左右,规模不算小,金融机构也很有效率了。
制约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人数的,在意愿之外,可能还要考虑发展阶段、收入水平。
个人养老金制度在民间,在年轻人心中,得分到底有多少?
上半年我在一个程序员社区看到一则讨论,大约有60%的留言认为,这是想“骗年轻人的钱”。
我仔细看了留言,这当中大部分人并不清楚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详细规则。但他们有两个直接的疑虑,第一,谁能确保数十年之后这笔钱还属于我?第二,这和早先关于养老的宣传完全不一致。
这种情况可能无法简单归结为宣传普及工作不到位,或者归结为年轻人相对浮躁。
本质上这里有一个“站位”问题。
一份评述欧洲养老金改革的文献提及,如果以欧洲为例,明显地可以看出养老金的变革区分出了两类国家:有效发展了第二第三支柱的国家,比如英国等;以及明显未能发展好第二第三支柱,仍然以第一支柱为主的国家,比如法国。
即使在OECD国家中,第二第三支柱的重要性是不是绝对的共识?可能并不能这么说。
前述这份略偏左派的综述说,以欧洲为例,第三支柱发展越好的国家,老年人贫困率越高。
养老金的改革举措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定义为“参数改革”,即在不变动体制和责任主体的情况下,调整参保费率、年限、领取年限等,比如延迟退休,降低领取参照水平等;另一类定义为“结构改革”,即发展第二、第三支柱,后一种改革的含义在于,责任主体的变迁,即要求企业和个人为此承担更多责任。
大部分国家虽然都在两类措施并举,但内容隐含的意义并不一致。
因此,一份评述欧洲养老金改革的文献,大概率既可以取名“国家的退却”,也可以取名“个人的崛起”,全赖“站位”的不同。
作为欧陆乃至全球公认的左派发源地,“国家的退却”在法国遭遇了巨大的阻力,这在最近一年多的新闻中屡有提及。
回来养老问题的政策设计上来,如果要回答欧洲第三支柱发展越好,老年人贫困率越高这个问题,就需要问:养老制度设计要考虑的仅仅是可持续性问题吗?
一般认为,这里至少应该包含三个侧面:可持续性、公平性、包容性。
可持续性的显性的,讨论得很多的侧面。
但什么公平性?举个例子如体制内外、代际之间的公平性。当然粗暴的解决方法是功利主义的,以维持养老体系为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正义”问题就消失了,年轻人的抗拒不会因为你不准说就消失了。
什么又是包容性?女人和男人的差异,打零工和正式就业之间的差异,包括前一阵被舆论关注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差异。
从这些描述应该看到,个人养老金制度当然有一些作用。但它是杨朱式的作用还是孔孟式的作用,恐怕前者更多一些。
]]>大部分人无意区分5%还是6%。有人可能觉得,5%的增速只是一时的。对于一个曾经长达40年增速的9%以上的经济体而言,有这种感受是正常的。比如即使是6%,降幅也是9%增长率的三分之一。
预期的扭转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如果提早意识到,可能对未来会有更好的指导作用。以下是你在中金、中信、华泰、海通的报告上都看不到的一种宏观解释(虽然他们都在画图的时候暗示过):
经济增长下台阶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上一次是增速的中枢从9%上方回落到7%左右。按照经济学家们的说法,长期看,经济增速一定会回到潜在增长率附近,比如06,07年就显著超出了潜在增长率,属于过热。
而经济学家们同时还预测,潜在增长率会一路下行。
观察2012年到2019年,大部分人都能看出GDP增速一路减速的趋势,2019年的增速是6%。有人提到这种的变化可能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但大部分如今被诟病的政策2019年尚未出台,或者尚未产生影响。
一个确定的趋势是减速。即使没有疫情,从趋势上看,回到2019年的增速也是很难的。
但为什么?形势的转变好像就发生在短短几年。事后归因可以总结出很多,毕竟中间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总体上看,这可能很难说某个单一政策的原因。
更大的原因可能是,即使每一件事都做对了,趋势可能还是会向下,仅仅是向下的斜率可能会有所变化。
如果将经济的增长看成是劳动人口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决定,那么从2012年至今,至少在这两个因子上都有非常有解释力的归因:第一是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按照统计局数据,确切地发生在2012年),第二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放缓。
在第二个因子中,又有两种解释。第一仍然存在阻碍要素自由配置的障碍,比如不合理的区域“均衡”发展规划、人口的城镇化不完全等,这也是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仍有潜力可挖的主要原因,进一步改革开放还能挖掘出红利。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在追赶模式下,一国离高收入国家越接近,其劳动生产率、GDP增速也会越来越与高收入国家趋同。
樊纲在提到“转轨经济学”时提出过一种看法,所谓“转轨”,隐含的意义是这个经济体知道目标是什么,即知道此岸(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和彼岸(要变成什么样子),需要探求的是其中的路径。
但知道“彼岸”的重大价值经常被人忽视。追赶模式也是类似,追赶是知道彼岸的,但追赶失效的时候,就意味着进入未知之境。理论上说,能学习的都学完了,剩下的全是创造。
但有点残酷的是,对于一个规模经济体,或者选择一个更精准的标尺,人口超过3000万的经济体而言,还没有谁见到追赶模式的终点。
如果我们以美国为目标的话,大部分追赶国家,不管是日韩还是西欧国家,还没有达到美国的富裕程度,增速就已经低于美国了。
如果以这些国家为镜鉴,这里隐含着两重问题,第一是如何避免在追赶的中途增速暴降,比如日本,如果从日本的经验看,这中间最重要的问题依次是债务出清、产业调整(以及企业竞争力)。债务出清持续时间过长,不能及时有效的淘汰僵尸企业造成的低效分工模式,在我看来是日本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的主因所在。
认真看过日本经济史的人都会看出,日本的增速放缓的重点不在广场协议,而在于“战时体制”或者大藏省配置资源的模式与90年代开始的新经济格格不入。
第二重问题是,即使经济增速下降的斜率平缓,未来仍要面对如何激活创新的问题。为什么大部分影响重大的创新都发生在美国?为什么东欧、印度、中国的精英人才纷纷流入美国?这题太难,只能留待诸位读者回答。
]]>1月,女儿刚放假的那天晚上,我们潦草地收拾了一下行李赶去机场,开始了一周前筹划的海南之旅。
在刚过去的2022年,她大部分时间在家上网课。网课的副作用,一方面是视力逐渐下降,另一个副作用是变得不爱出门。家、电子产品构筑了她的感知环境,对于去户外运动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另外女儿还特别讨厌冬天穿厚厚的裤子,这也成为冬天出门的另外一大障碍。
整天宅在家也不是办法,出门旅行可能是让她回到正常习惯,重新热爱真实生活的一个思路。
就这样,我们来到海南,开始了10天的短暂旅程。
以前如果说女儿出门在外对什么感兴趣,那其中确定之一的就是酒店——是指酒店本身。
没有一个酒店和她在家里熟悉的房间一样,她对这些新奇的房间充满好奇。她记事开始,各种各样的酒店和各种风格的房间,是她在外出旅行是第一感兴趣的事情。她在进门之后会到处看,观察各种细节,以前走的时候还会记下房间号,然后说下次来的时候我们还要住这一间。
有时候酒店会有各种奇怪的装置,比如在云南一间酒店的楼顶上,有一艘巨大的木船,在club med有“空中飞人”,在永利皇宫有喷泉和缆车,她会观察这些奇奇怪的东西很长时间,然后决定要不要上去试一试。
但在过去的旅行中,没有一次像这次一样松散和漫无目的。好奇心的另一些侧面在漫无目的的游荡中展露出来。
在海口,我们穿过雨中的街道,当地人的菜市场里发现宝藏。形形色色、奇奇怪怪的水产和蔬菜整齐铺陈在摊位上,像一块块调色盘;晚上我们步行往返十来公里去骑楼老街,在路上遇到海钓的东北大叔,和他们聊天,看他们钓起一条又一条小鱼;在骑楼老街,我们见识了当地人的地摊市场;在主街的路口,两个网红在直播唱歌,她站着看了十多分钟。
在文昌的渔港里,我们饶有兴致地看了各种渔获。体型巨大的龙虾、螃蟹,很多叫不上名来的贝类,样貌丑陋的鱼,以及看着非常凶猛的海鳗。在渔港,周边的饭店都只做来料加工,收取加工费,但看完活生生的水产之后,小朋友不再情愿把活生生的东西买来吃了。
我们走出海鲜市场,来到码头,刚好看到一辆巨大的冷藏车正在卸下冰块,巨大的冰块搅碎了用管道注入渔船,不久之后会被用来冷冻捕捞的水产。
等我们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夜里下起了雨,我们在街道上乱走,寻找吃饭的地方,偶尔会进到路过文具店,更多的时候是在寻找雨水从屋檐上倾泻下来的地方,看看它会不会穿透我们的雨伞。
她对房屋的兴趣也一直保持着。在神州半岛,我们花了差不多一个下午,骑着电瓶车在半岛上看各种各样的房子和小区,最后还在售楼处转了一圈。
如果不是亲身体验,我和女儿可能都无法相信我们会为了二三十分钟的体验花费一整个下午。
当然如果公允的评价,蜈支洲岛人满为患,并不值得来一趟。我们在这里尝试潜水,花费了整个下午。
我们中午上岛,预约到了2点半;然后是漫长的等待。预约时间开始之后是关于潜水科普,科普之后人们转到下一层存包,领取湿漉漉的全身潜水服,鞋子里都是海水。
做完这些之后时间已经过了三点半。仍然想要潜水的人们下一步会进入一个环形的大厅等候,升降机一次将十来人送到海面。我们就这样穿着潜水服在环形平台上等候,偶尔能透过缝隙看到落单的鱼儿浮到水面上来,更多的时候我们跑到升降机上方,看着海水拍打升降机,升降机上的人们一个一个躺倒在水里。
终于轮到我们的时候,潜水教练帮我们穿戴好氧气设备,一开始漂浮在海面上,适应了之后就一头扎进海水里。半个小时的时间包括了适应和真正的潜水时间。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我成功在七八米深的海底潜了一会,看到了若干鱼群,但水底并没有热带珊瑚礁的鲜艳色彩,反而略有点冷清和浑浊。
女儿更惨,因为面罩是为成人设计的,下水之后并不能很好地呼吸,她半道就结束了潜水。
换好衣服之后,就差不多到需要返程的时间了。这趟潜水之旅的过程并不精彩,但令人意外的是,一向有点急性子的女儿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漫长的过程。
在整个动荡、封闭的2022年,这种耐心出现得极少,更多的时候是容易感到厌烦的情绪。当为一个感兴趣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我们的耐心又回来了。
在整个东线环岛过程中,我们之间只发生了一次冲突。
在万宁,从神州半岛去往石梅湾的路上,我们骑着电瓶车穿梭在各处,在一处临海的公路上,风很大,她喊到开慢一点,帽子要吹掉了。
松开油门之后,下坡的路车速仍快,话音刚落,帽子就飞走了。这顶有着黑色遮阳塑片的帽子落在路中间,等到我们下车回头看,它刚好被飞驰而过的汽车压碎了。
捡起来的时候,帽子已经不能戴了。女儿非常生气,她说我都说了不要那么快,你看我的帽子坏了!在最后的两个小时,不管怎么样她都不肯跟我说话,因为帽子碎了,因为我没有听她的意见。
转过岭去就是一处波西米亚人的聚集地。在公路最高点的观景台附近,到处是汽车咖啡、带着猫自驾旅行的人,售卖各种咖啡,甚至还有羊肉串和刀削面。他们一边旅行一边营生,有的店主说已经出来三四个月了。
小姑娘仍然在气头上,不肯去逛逛。等到傍晚平复了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这群人中间发现了一对来自合肥的年轻人,他们带着三只漂亮的猫,我们一下就被吸引住了。
一只猫卧在车尾观察,一只猫在窗口卖咖啡,还有一只在车里睡觉,有趣极了。可惜天色已晚,聚集在这里的人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去往下一站。
她的情绪是怎么好起来的?
是在走近大海的时候。在整个旅途中,我们去到沙滩的次数非常多,沙滩就是小孩的宇宙,是成人无法理解的场所。
很早以前我有一张女儿在沙滩上照片做成的壁纸,大约是2018年在越南,她拿着一把海水卷上来的海藻,遥望着远处的海平面,不知道在沉思什么。那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在空无一物,只有浪花和贝壳的沙滩,潜藏着成人无法看见的东西。除非你自己成为小孩。
但这一次我有机会成为小孩。
我们看到浪花是活的精灵。我们知道它会卷土重来,但我们不知道它会在第几次没过你的脚踝;我们也不只是被动等它前来,有时我们会沿着白色泡沫的弧线跑进浪花里,挑衅一下浪花又跑回来。
我们观察浪花的痕迹。一开始我们在水底寻找贝壳,后来我们会沿着浪花轨迹,在弧线的最高点发现被推上沙滩的贝壳。如果在平缓的海岸上有一处深入潮汐的凸起,浪花一定会将大量的贝壳送到此处。
在石梅湾,海滩上的沙质地与别处不同,细腻得像泥。我们在上潮水去了又回的沙滩上,看到脚下的沙土变硬,排出海水,但抬起脚来,又恢复了原样。
我们想到一则关于流沙的故事,于是在变硬的沙地上抖动自己的双脚,下方的沙就突然变得像泥浆一样,脚丫缓缓地沉下去,直到要花和很大的劲儿才能提起来。我们想起来这大概可能就是“非牛顿流体”的例子。
好几个小时我们就在那里嬉闹,我们忘了拍照,也记不起那些飞驰的沙地车,忘记了那些曾使我们头晕桨板,此刻沙滩就是一个自足的世界。
太阳给地平线的云投射最后一抹光辉的时候,这些画面便和那张壁纸重合起来。
]]>AI,准确的说是ChatGPT成了最近的热点,我也尝试了一下,真是神奇的体验。
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它可能暂时还不如Midjourney等应用对于创意工作的帮助更大。ChatGPT的重心似乎并不在正确或者精确上,而文字作为生产力的时刻,和平面设计相比对准确的要求更高。
但谷歌、百度的担忧是正确的。这一发明未必如比尔盖茨说的类似于”互联网发明“的时刻,但对于搜索这一模式构成巨大的威胁。
也是时候让谷歌这样的巨头感受到衰落的氛围了——虽然目前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确定——这些公司已经统治了市场近20年。
不假思索地,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的变化还蛮快的,而且理应变化快一点——除了偶尔快到被甩下车。
我有一些朋友最近两年还与国美——众所周知如今这是一家陷入了困境的小公司——发生过交集。在我加入媒体行业的头几年,国美、苏宁,还有北京本地的大中,都是报纸广告部的座上宾,高峰期间每天都有数个版面的卖场广告。
但他们无一例外的衰落了,虽然人们照样需要买3C和家电。
在媒体的最后几年中,我还做过一些更深入的公司和行业报道,当时第一个走访、挖掘的是炙手可热的电影公司华谊兄弟。
这间公司高峰期间市值逾千亿,现在不足百亿,但现在已经有蛮长时间没有什么让人有印象的作品问世了,刚刚过去的贺岁档也没有这家公司的声量。
影视领域的变化当然有很多外部的原因,但显然,影视行业仍然活着,而且还有些公司活得不错,但现在已经没有谁目视华谊为一哥了。
不过媒体行业的变化更加剧烈。报纸、门户先后从舞台的中央退出,微信、快手、抖音站在聚光灯下。
我的第二份工作就不一样了。
2014年初我加入公募公司,9年之后,行业的规模更大了,公司的相对排名虽有变化,但总体来说,大公司还是大公司,中型公司也还是中型公司,偶有一两家黑马跃升了层级。从宏观一点的角度去做区分,变化还是挺小的。
更直观一点比较,你也许永远不会看到这个行业的第一名突然走到了破产边缘,也不会发现领军企业十年后规模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
过去十年或者二十年,人们在”创新“、”变革“、”竞争“、“淘汰”等等的声音中工作和生活。从某种角度说,这些声音并不完全在一个层面上。
比如”创新“肯定是无可置喙的,最保守的企业也在进行着局部创新,或者用数字化的方法翻新原有的商业模式。从这一点上,确实想爱丽丝梦游奇境中那句话描述的一样:你只有努力奔跑才能停留在原地。
但从把视野放高一点点,比如到跨行业的横向比较中去,就会发现更多事实。
我翻阅一本过期的《哈佛商业评论》时突然发现有人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它简直是对我这些年遇到的挫败的一个宏观总结。它是这么写的:
按行业看《财富》500强上榜公司,会发现只有技术、媒体、电信(TMT)以及零售(包括餐饮和酒店)行业出现了剧烈震荡。
1995年上榜的52家TMT公司有5家破产,2020年上榜的62家TMT公司有10家成立于1995年之后。零售行业1995年上榜的67家公司有19家破产,2020年上榜的74家公司有3家新入企业。
而其它如能源、材料与化工、工业、汽车、航空航天、消费品、医疗制药、交通旅游乃至金融服务与保险等等各个行业保守程度都很高,看起来稳定得惊人。(《哈佛商业评论》202201)
原来只有TMT和零售领域变化巨大。这是全球范围内得到的趋势总结,并非局限于中国一地。它甚至可以完美到把我提到的哪些公司逐一放进去。
当然,这也展示了另外一个事实。在数十年的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之后,企业的变迁并没有那么剧烈,在少部分领域,有很多消失的大公司;但在大部分领域,更多的是“岗位”消失了,被替代了,而公司仍然在前行。
也是从上述角度看,微软、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企业统治市场这么就已经够令人意外了,意外到左派思想家可以毫无难度地找出100种指出竞争正在终结、市场存在问题的理论。
但从产业的角度,它可能也会带来另外一种疑惑:TMT已经要进入成年期了吗?也要进入“保守行业”的行列了吗?
早先与一些基金经理聊天过程中谈到互联网巨头,他们认为,传统的巨头仍然拥有巨大的资源和能量,且在新技术上的布局也有优势,有很大可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从这一点看,大概每一位TMT人士都需要一个ChatGPT推翻谷歌的动人故事出现,由此证明行业活力不衰。
在《股票真原则》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见解,依赖技术的公司可能在短期内赚很多钱,但无法保证长期赚钱,盈利很丰厚,但缺乏深度。
这一点可以从技术的扩散和竞争性技术的出现来解释。很多案例——不管是柯达、诺基亚甚至IBM都可以为这一理论提供注脚。传媒或者说创意行业当然也能找到原因,创意和潮流(注意力)的双重不稳定性是工业化都难以对冲的影响因子,从美国独立厂牌的消亡,流媒体的变化都能看到这一点。
这也为很多投资者购买传统股票、价值型股票提供了理论依据,极大提振了他们的信心。
但同一个事实也可能为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解释。
有人可能会从中看到,上述结论说明,只有TMT和零售才是适合创业的地方,不断的变动代表着活力。数十年格局不变的领域有你什么事呢?
但假如你是富二代,可能会觉得扎根在能源、材料、工业这样的领域才是基业长青的硬道理。
对大部分人来说,可能还隐含这第三个道理,比如用一定的赔率去新兴行业赚快钱,和以较大的胜率在保守行业赚长期的钱,可能一生获得的现金流总和都差不多。
当然对人生而言,这可能带来完全不一样体验。
]]>《大国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 苏联解体仍然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故事,但可能就像莎士比亚一样,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本书的作者是移民到加拿大的前苏联学者,成书过程利用了大量老布什和时任美国外交官的档案等素材。并采访了当时除叶利钦之外的另外关键当事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
从内容上看,本书讲述的故事集中在1991年的下半年,从反对派那场不成功的政变开始,看上去更像一则特稿,对1991年下半年发生的事情做了精细的还原。一个庞大的帝国为何为突然解体,作者认为更多是内部原因,他给出的框架是民族国家与帝国这一维度。即从苏联内部的离心力,从加盟共和国和民族的角度提供结解释。
这本书也为今日俄乌战争提供了一个注脚,苏联解体的直接导火索是乌克兰公投独立。但乌克兰的独立,一方面虽然虽然是乌克兰人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谋的结果,急于展开经济社会改革的诉求压倒了其它长远设计。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并不会在国家的衰弱时刻消失,而是得到加强。
《日本近代思想史》 思想史的脉络截然不同于经济史,这本书是佩里叩关以来日本涌现的各种思想的一种扫描,类似于一种指南。对于观日本近世思想之大略而言应该是不错的一本书。除了在东西之问、自我认同上的反复思虑外,从作者描述的围绕国体论的一系列冲突,诸多知识分子迫于时势或辞职或改弦更张,揭示出东亚国家高度的相似性。一来,如今回溯起来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在历史的大部分阶段未必是主流;第二,对国家意志的遵从或者盲从(无论这种意志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式的,还是的自由民主的),在不同的时代会占据大部分人的思想空间,这种转折之迅速,与东亚国家连绵不间断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岩波日本史》系列 岩波是日本出版界最负盛名的品牌之一。这条日本史也都是大家之作,整套书可能有超过200万字。对于不是那么感兴趣的人来说,可以挑选其中的部分册子阅读。这些分册包括:
《日本社会的诞生》 本册从旧石器时代开始讲述,一直到中国的隋唐时代之前,在日本即推古女帝之前的时代。论日本历史,这部分可能是中国读者所知较少的部分。日本的早期人类遗迹出现得也非常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按照不少中国和西方考古学家的解释,陶器是高度采集社会的发明,并不与农业直接挂钩,在很多环境优越,比如滨海或者野生植物资源丰富的地区,出现陶器的可能性就较大。
每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可能促使他们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日本历史也是如此。很多西方学者基于语言学和基因方面的证据倾向于认为,日本人是朝鲜半岛移民的后裔;本书认为日本人既是朝鲜报道农耕民族的后裔,也与本土的绳文人进行了融合,广义上说这种描述也是正确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尚能在智人中流传,同为智人的弥生人和绳文人自然也会融合。
从这一点看,本册作者仍秉持着公允和开放的观点。另外本册还有一些内容涉及到倭国与东汉,与魏,与南朝宋,以及朝鲜交往的历史,但有助于理解今日日本自我认知的形成,可能要留待下册。
《飞鸟*奈良时代》 这一时代和平安时代,都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日本历史。遣唐使故事的上半段就发生在奈良时代。就日本而言,这一时期奠定了其在东亚朝贡体系中,与高丽、安南等不同地位的时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在唐高宗时期的白江口海战,对这一格局,对日本古代国家的自我认同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绚烂多彩的时代中,日本有大约一半时间在女皇帝的统治之下。但如果横向比较,日本社会的古代痕迹仍然明显,虽然仿照唐建立了律令制国家,但部族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社会的力量。
《平安时代》 平安时代对应中国的唐末到宋朝约四百年时间,但本册读起来就不是那么轻松了。这主要是第一本册主要围绕皇室的变动来展开,对于对日本历史理解有限的人来说,光是搞清楚看上去非常相似的名字和错乱的谱系就很难了。“院政”这种奇怪的古代政治形式可能是日本独有的。
《马其顿的亚历山大》 关于亚历山大的作品汗牛充栋,从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开始,描述这位征服者的作品就络绎不绝,但其中不乏处于各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目的的神化和理想化,从普鲁塔克到19世纪德国人德罗伊森,都有类似的倾向。认识到这一点,读者就能发现以现代史观还原的亚历山大可能更真实(至少是祛除了神化和政治上的理想化),这正是这本书出版至今已经历数十年,仍广受欢迎的原因。这本书阅读起来也非常流畅,不过如果对希腊古典时代及以前的城邦政治有大致的了解,可能更容易快速进入本书的主题。
《翦商》 描述先秦史的书其实不多,而且大部分年代久远,并不结合最新的考古成就。如果总览先秦的历史,有名气、颇多讨论的作者包括李零、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历史所的王震中、北大的徐宏等。本质上,史前史(商以前)和先秦史的发展,得益于两方面的巨大进展,一方面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进展,另一方面是汉代和先秦古墓中不断出土的木简、帛书得到解读,如郭店简,马王堆汉帛、睡虎地秦简等。
从这个角度看,《翦商》并不是部分评论中指斥的一本民科作品。虽然读起来似乎发人所未见,但其实是因为其结论是较新的。其理论的核心来源是第一是新的考古发掘,第二是对甲骨文和金文的释读,并根据这些释读对传世经典及其解读做出了修正。大体上,本书对商人习俗的解读,以及周代商对中国文明影响的解读是符合逻辑的。
有很多人激烈批评这本书,有的是执着于所谓华夷之辩,这种感情可以理解,但从可靠性上看,从傅斯年开始的夷夏东西说在考古上已经被验证为不足取,因此基于此的批评也无足轻重。
唯一可视为轻佻的地方是,作者一开始就认定二里头为夏都。因为夏无文字,因此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断言哪里是夏都。不过,第一夏都说并非作者首创,也算是学术界的一种主流观点;第二,正如许宏所说的,如果脱离去传世经典中寻求对应关系,那么二里头就不是一个问题。在二里头是中国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这一点上,已经毫无疑义。在传世文献没有记载其他“王朝”的情况下,将其称之为夏恐怕也不是大问题。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西周历史的更新,新素材很大程度来自上世纪至今在丰、镐以及周原的考古发掘,以及对晋和燕的考古发掘;作者的巨大创见之一是将考古学和“地表形态”结合,从地理与人的互动,去分析西周的扩展、封国的布局等。此外,这本书也体现出国外汉学家——主要是由于中国学者在海外数量的增长——已经基本摈弃了古史辨派的偏见,更加辩证和中立的看传世文献在历史研究和考古中的作用。增订本的最后缉纳了5篇书评,这些书评和对书评的回应也值得一看。作者也指出,之所以没有用较多笔墨分析宗教与文化在西周灭亡中起到的作用,主要是因为这些在另一本著作《西周的政治》中做了描述。
《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前的中原图景》 这是许宏撰写的一本小册子,讲述到二里头为止。其中大部分的遗址在《翦商》以及李峰的书中间或都有提到。除了描述遗址,作者也概述了学界对这些遗址主流的分析,以及一些不那么靠谱的猜想。许宏这本小册子在粗线条的描述中,很多地方体现出对于当代很多历史学者——而非考古学者——将考古遗址强行和三代传说中的地点、朝代关联的质疑,本质上是对考古作为“证经补史"这样一种思维的摒弃。以二里头为例,从考古学上可以推定,它毫无疑问是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中心,但至于是不是夏都,并无文字出土,无从验证;以及更早的遗址,被很多人关联成禹都等等,就更务必要了。但是不是无法验证是否夏都,就削弱了这个考古发现的意义?
《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哥伦比亚大学李峰的一部通俗作品,原意在向海外读者介绍早期中国,因此视角和传统的中国同类书籍颇有不同之处,可以看做是精简版本的剑桥中国史一类。从描述的阶段看,从新时期时代一直描述到东汉结束,先秦的描述中使用了很多他在两部西周著作中的看法,对于汉代的看法,他认为西汉的早期是一直混合了西周和秦的模式,此外对黄老思想、对秦汉的律法、哲学的描述,因为引用了较多新的考古发现也颇值一读。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转变》 1978年是一个激荡的年份,中国社会的航向在这一年开始改变。在众多关于1978年的叙述中,这本书从一个较小的切口切入,以类似口述史的方式,描述当时主要是北京市局一级干部亲历的1978,从细微的地方对当年做了一定的还原。但我对此类口述史如何看待及使用,所持的态度与学者们如何使用古代经典是类似的。重述,尤其是时隔数十年后的重述,无疑包含着一种重建,当下的环境对这种重建的影响是难以忽略的。而且很多案例也显示,不只是观念可以重建,关于事实的细节也可以重建。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描述了从1949年开始至当下的历次政策转变,是值得每一个没改革开发之后出生的人读一读,很多经验和教训,是前辈人物用血泪和生命换回来的。作者是体制内专研党史的学者,但大部分内容持论公允。
《现代性极其不满》 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现代性也自有其思想来处。从政治思想史上大名鼎鼎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到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在描述现代性的部分,作者还介绍了富兰克林,这是一位在这一主题下较为少见的人物。而且总的来说,即使是前述大名鼎鼎的人物,本书在介绍现代性的部分尝试的思想,也并不是那么普遍为人所知的部分。而在“不满”的部分,则介绍了卢梭、托克维尔、福楼拜、尼采、索雷尔、施米特、以赛亚柏林和列奥施特劳斯等人。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这本最知名的著作可能也是他篇幅最短的作品,确实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吸取了名声很差的同时代社会学家宋巴特(或译桑巴特)的观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的难点在于第二部分关于各宗派神学思想的论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韦伯论述的并不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而是起源阶段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新教的禁欲主义和预定拣选论,及至韦伯的时代,正如他所举出的富兰克林的例子,资本主义精神已经脱去了宗教的意味。这个册子虽然短,但引发的讨论非常多,后论及资本主义之起源,或者东西方的发展差异,无论赞同与否,韦伯这一观点都无法绕开。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黄仁宇已经不那么流行了,就像韦伯远不如上世纪流行一样。中国历史和社会学者对韦伯的重新发现激发了很多想象力,就像中国经济学家重新发现奥地利学派,激发了对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想象力一样。但随着视野的开阔,视角上的新奇已经逐渐消失,虽然如今大多数人仍然认为韦伯、奥地利学派的见解非常重要,但在具体讨论中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出路甚至不再是热门的出路。黄仁宇的大历史同样如此,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万历十五年中提出的观念仍然是核心逻辑之一,不过此处将分析扩展到威尼斯、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以及中国等进行国别的分析。当然与韦伯相比,黄仁宇其实更注重于在技术上分析资本主义之形成。这也可以看出黄在其中所下的功夫不可为不深,这类国别分析仅可依赖二手之研究,单人匹马绝难精通如此多国别的研究,但在二手研究之上能给出与国别专家接近同时别处机杼的意见,说明此种分析背后的二手研究且广且深。黄仁宇如今远不如世纪之交那么火热,也因为如今人们视野更为广阔,远至韦伯,后至布罗代尔,新马克思主义,近迄加州学派,人们对黄所关注的主题已有更多了解。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本书的书名有一点误导性(原书名是《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本书为其中部分内容),韦伯本书的注意力并不在宗教本身,因此它并不会严格地探讨宗教,相反它描述的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物质的,组织行为的,以及精神的。从某个角度说,本书实际上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一种外部诠释,它集中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诞生在其它地方(作为资本主义为什么诞生于新教地域的对照),类似地,在另外的文本中韦伯还探讨了印度教与犹太教。即使韦伯本人只能依赖二手材料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其中出现不少谬误,包括将不同时代的特征混为一谈,对“君子不器”和”士人“阶层的片面理解,以及在书成之时缺乏中国中古至于明清的经济生活的研究素材等等,但韦伯的洞见仍然具有穿透时代的价值,其对中国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家产制官僚体系”,卡里斯玛权威,社会生活中的巫术残留等的观察,发人深醒,迄今仍是学者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时无法绕开的主题,启发了80年代以降的绝大多数中国社会学学者。从根源上看,韦伯认为儒家有一种”嫉妒的世界乐观论”,认为人为是可以造就完美的人和社会的,通过服从某种秩序,可以创造所有最完美的世界,因此儒家是“属世”的;而新教是“入”世但不”属“世的,新教徒不认为世界可以是完美的,而只能通过上帝的道德律令来改造世界,从这一根本的不同出发,东西方发展出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组织。总体来说,韦伯的书相当艰深,本书因为专涉中国,是《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中相对更好理解的一部分。
《日本史:1600-2000》 詹姆斯·L·麦克莱恩是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讲授日本史多年。欧美学者对日本的研究也许比中国更为深入。而二十世纪日本的两次崛起使得西方世界无法回避这一东方巨人。这一本日本史的优秀之处是足够精炼,脉络足够清晰。从本书的视角看,”日本“的形成始于德川时代,生活在本州岛上的人因频繁的流动、共同的文化活动,结为一体;日本的第二重塑则是明治维新,明治时代的变化,最突出地显示出日本作为独特的民族,其性情、其时的政治经济结构,与东亚大陆是如何不同,这种不同在对冲击的反应中尽显无疑:从政治经济结构上说,德川时代是真正”封建式“的;从性情上说,日本人在过去常处于文化圈的外围,使得其更容易接收新文明的影响;日本的第三次重塑则是1945年战败被占领,可以说麦克阿瑟对当代日本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个日本政治家都大;日本的议会政治、自由民主、男女平等都经由这一阶段才得以真正确立。德川到明治时代相对平和的过度似乎是一个奇迹,但正如巴林顿·摩尔指出的那样,这种未经革命的过程残留了反动的因素,这种反动因素迅速终结了大正时代的民主和自由呼声,使得日本在文化、组织、经济结构方面,有存留有不利于迈入现代社会的因素,但战败摧毁了这些阻碍。这似乎是关于人类社会从未有未出付代价的进步的有一个例子。
《21世纪的货币政策》 为什么鲍威尔在2021年会对通胀反应迟缓?持续十余年的宽松政策之后,货币政策还有没有回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上?伯南克在这本书中给出了清晰的解答。
本书清晰地提到了两个重点,第一是金融危机和量化宽松带来的历史最长时间增长(128个月),带来了永久性的改变,那就是对各种过去被认为是”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持续使用,包括量化宽松、收益率曲线控制(欧洲和日本)、负利率(欧洲)等等,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永远无法回到2008年以前了;
第二是平坦的菲利普斯曲线和被认为不断降低的中性利率,让中央银行对通胀的态度发生了改变。2020年鲍威尔住持的美联储框架修订,实际上改变了数十年来对通胀进行先发之制人打击的策略,这也部分可以解释鲍威尔的失误。本书是伯南克初版时间较近的一本书,一直到2021年通胀初显苗头时为止,其中仍然有不少篇幅描述金融危机,如果看过他描述金融危机的那本《行动的勇气》,对于金融危机相关的描述就可以省略了。
《人口负增长时代》 2022年是中国人口转向负增长的第一年,虽然人们仍然说中国的“人口红利”(这一点显然不在成立),或者说“人口素质红利/人才红利”(这一点也经不起检验,有量化的方法可以测度),但从实际情况看,边际变化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这本书从供给、需求方面论述了人口下降阶段的挑战,以及仍可能存在的红利,很多问题都颇见大家风范。但最终作者得出的政策建议,有很多人未必喜欢:福利国家建设。尤其是建议从目标上明确在2035年建成中国式福利国家。
但在我看来,这种建议未尝不能考虑。从全球范围看,虽然各个国家自己的定义各有不同,但除了极少数国家,高收入经济体都是某种程度上的“福利国家”;从高收入经济体的发展轨迹看,在撒切尔-里根之前,某种程度的福利国家才是主导思维。即使不定义“中国式福利国家”,中国的下一步也需要政策往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服务、共济功能方面发展,如蔡昉所说的,它既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可能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
蔡昉在2022年疫情期间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这类面向普通读者的书其实多半的观点都在此前的论文和专论中有所体现。因此如果对蔡昉此前的论文有所了解的读者,大致也能理解本书会说什么,也由于这样的特点,本书也显得要讲述的点略多,显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若对老龄化、经济增长等诸多议题有基础的了解,大概能从书中获得很多启发。
《牛津通识读本:资本主义》 一本通俗的小册子,看起来非常像一个左派的作品。这本小册子看上去更像一个概览,但可以勾勒出(或者加深)读者对于西方发展路径的认知,这种粗略的梳理另一个好处是让人看清楚历史的走向。中国是在撒切尔-里根余波中开始的改革开放,外界的主流思想必然影响到国内,如果中国是60年代末或者70年代初开始打开国门,说不定是另一番局面。
《牛津通识读本:全球化面面观》 第二本牛津系列小册子让人更确定这一系列的左派倾向;这本小册子看起来不是反全球化的,但说不上对全球化有多少溢美之词,或者说这本书是反对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批判当然辛辣,但说不上有力,当然这大概是通病,只负责指出若干单点上的问题,但缺乏任何比现有方法更为性质有效的方案。
《人口战略:人口负增长时代 中国怎么办》 梁建章的新书。现在回头看,我2019年还评论过人口和生育率,梁在这本书的最后回应了几种典型的批评,其中就有我2019年时的想法,但本书没有能完全说服我。这本书涉及面较全,其中从创新力模型开始讨论人力数量、结构与创新力的关系,也是之前的著作中少见的——以通俗读物论,可能是第一本。但这本书的问题在于,其目的导向太明确,以至于一些显著的细节论证差错都没有处理。比如对泰国的描述、对“大分流”的阐释等等。回到生育率问题上,本书的一个缺陷或者没有言明的是其结论的稳定性。生育率与文化、社会保障、补贴、教育体系甚至种族都有关系,但本书中,仅见补贴与生育率的论述(作者也指出仅仅是相关性)。另一大问题在于强烈的“效用论”色彩,作者在书中明确提出一些不平等的概念和思路,这在任何严肃的讨论中估计都是不会被赞同的;此外最后本书跋的部分也体现出本书缺陷的来源,梁本人预先确定的“善”,隐含的个人判断多少有点缺乏包容性,也很难说“生命的传承与创新”是一种受到年轻人认可的价值主张。看完这本书也能理解,为什么梁虽只是在提政策建议,却在年轻人中那么不受欢迎。
《人地之间:中国增长模式下的城乡土地改革》 这本书提出了全新的中国增长模式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由三层结构组成:“国际和国内双层逐底式竞争”、“二三产业交互强化型溢出”、“三领域(国企、银行、土地)行政性垄断”。这个分析框架看起来要比“竞标赛”、“分权”模型复杂,但确实能更好的解释过去二十年发生的事情,尤其对当下地方政府负债困境,地方政府招商行为、征地行为等有很强的解释力。不过本书的重点还在于分析土地制度,尤其是对分税制后“经营城市”背景下的土地制度的剖析,并在“涨价归公”这一思路下设计兼顾农民、土地承租人、政府利益的新时期土地政策。他设计了一种渐进式的,可执行的解决方案,兼顾了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也考虑了当下畸形的现状,可以说后者正是陶然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他的建议更多考虑实然的现状,而不是从应然出发来设计。本书后半部分设计到密集的政策思路设计,更多是实务性的。
《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 这本书是无可替代的,与这本书相比,之前的《置身事内》就像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本书从微观角度解释了基层政府的运行细节,通过案例清晰、确凿无疑的展示了”经营城市“逻辑下的土地城市化。在这些背景下,贯穿始终的是分税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重大影响。这本书在厘清这些问题的同时,也为其它问题提供了一些解答,比如本书虽然不涉及产业政策,但理解了前面的逻辑,也就能理解最近十多年来工业退却在政府层面的微观逻辑,土地城市化并不依赖于工业城市化,甚至前阵更容易出政绩;另外,是”分权“还是”集权“,在微观描述中读者也会有直观的感受,集权的过程其实是一直在持续的,1994年分税制改革,2002年所得税分享,以及2016年全面营改增,都是在逐渐强化这一趋势。
《与中国打交道》 保尔森的另一本书。之前他出国一本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书,叫《峭壁边缘》,中信出的简体版,但很快就不让卖了。《与中国打交道》描述的则是从高盛参与到中国国企承销、破产重组等开始,中间的重大事项包括SED,金融危机等等,尤其是由于保尔森在SED中的美方牵头人身份,使得书中描述的高层之多,让这本书几乎没有出版简体版的可能。这本书有两重价值,第一是从一个深度参与中国事务的美国人的角度,看待当年发生的一系列事务;另一方面,是从一个顶级投行人的视角,看这些人是如何通过对关键人物的游说,推动交易进展。当然,前者的价值要大得多,毕竟大部分人也没有上亿的大生意要做。不过他的书出版于2015年,关于他接触到的中国高层的描述最晚到2014年,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描述比当今的人们要乐观得多。
《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作为亨廷顿的学生,福山的部分著作是做亨廷顿1968年观点的修补和重现演绎,本书是其中之一。本书提及的方法,也是刘瑜2022年那本畅销书观点的源头,当然更早的源头都来自于亨廷顿。如果简略地归纳,福山将构筑现代国家的要件简化为三部分: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负责制。所谓国家能力,是指基于非人格化特点(摆脱家族化)、以严密的官僚体系,中立地履行各种职能的能力,此处强调的是摆脱家族化,摆脱寡头影响进而执政的能力;所谓法治,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此处强调的是,统治者是否以及行为上认为自己居于法律之下,是否认同有不可变更的规则居于所有人之上,否则条文总是可以以某种方式更改的;而所谓负责制,其重点是向下负责,而不是向上负责。当然亨廷顿到福山,都偏好的是实证性研究而非规范性研究,这使得他们似乎在左右两边都不太受青睐,虽然其解释力非常强劲。
《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 这也可以看做政治秩序起源的下册,其框架和前一本书的一致的,其中关于中国的论述不少。福山的创建在与提出了一种框架,如前所述的建造现代国家的三个组件。但这里隐含着一个未予明示的基础,即政治的发展,并非如唯物主义者认为的那样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政治尤其独立的发展路径。它既非纯粹唯物的,也并非决定论,非如此无法解释当下的世界。福山虽一再指出并非给出任何政策建议,但毫无疑问,其要旨在于,在任何中产阶级快速发展的社会,政治发展如何回应这部分人的诉求,是社会和政治发展中最关键的命题;附加的命题是,在中产阶级未能壮大的前现代社会,或者问题多多的现代社会,则更应该考虑是不是前两个组件出了问题。
《普丁的国家》 普丁是繁体中文当中对普京的称呼,这本书描述的是新近的俄国,迟至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如书名所述,本书描述了一种外界无法理解的俄国:人们痛恨腐败,痛恨政府官员和警察肆意侵占私人产权,痛恨混乱、痛恨警察国家,对经济的不景气失望,但这一切同时又带来对普京的支持。是谁造成了这一切?俄国人并不深入思考这一点,或简单地归结于西方,或认为普京有能力改变这一点。这种情形曾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诉诸民族主义——及其俄国变种俄式沙文主义——是转移矛盾的好办法。书中描述的场景有不少似曾相识,因为其中大部分形式都曾出现在我们的土地上。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 巴林顿·摩尔这本大名鼎鼎的书确实值得一读。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他的学说中值得注意两点,第一是农民和农民起义在通向现代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巴林顿·摩尔比较了英法日俄中印等国家在这方面的异同;农民对革命或者法西斯的助推,以及在随后被侵害的普遍事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于此相关的,他提出了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英法美式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日本德国的法西斯道路(反动的),以及俄中的农民起义道路。不过印度是独特的,是例外可能也是理论的实践检验地。这本书中也能窥见诸如福山等人对于中产阶级壮大与民主之间关系观点的最初起源。
《身份政治:对尊严和认同的渴求》 身份政治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描述的是一类常见的现象。当人们无法用物质的、经济的、理性的理由来解释社会事件时,便是身份政治登场之时。早期共产国际的破产,便是发现工人阶级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远远高于对阶级的认同。但讨论“身份政治”时间又非常短,在前现代时期,一个人基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国籍、宗教、阶级或者其它,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形成的时间并不长。日本人意识到自己作为“日本人”可能实在德川时代;中国人的华夷之辩,在承平之时多数是文化的,而非族群的。至于欧洲,公民、现代国家、民族,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将之扩散开来之前,也付之阙如。从某一方面看,身份政治作为一种天然需求会持续存在,但利用身份政治做文章的政治家,大部分可能是民粹主义者,法西斯独裁者一类的人物。不过福山这本书较之于之前沿着巴林顿摩根、亨廷顿学术思路延伸而来的政治秩序系列来说,看起来的完备性、充分性等方面略逊一筹。
《迦利时代:南亚次大陆游记》 在读到这本书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此类文本还可以写的这么精彩。达尔林普尔本质上应该算一个记者和历史学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作家”。他的记录从混乱、贫穷的印度北方开始,南到斯里兰卡,西至巴基斯坦,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混乱、腐败、冲突永不停歇的世界:低种姓的政治家和民族主义者与高种姓的冲突,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有些冲突展现在当下的只是一些残垣断壁,比如莫卧儿王公破败的宫殿,东印度公司将军恢弘的陵墓……但过往的冲突仍然通过这些景象和人物的复述,重新回到读者眼前,历史的张力在他笔下无处不在。一些人物采访也非常精彩,现在看起来他们都是南亚大陆上重量级的人物,比如伊兰姆·汗,作者描述了这位明星运动员第一次参选的经历,后来此人真的成为了这个部族政治林立的国家的总理;又比如贝·布托,作者笔下是一个矛盾的,肤浅、浮夸又冷酷的人物,还包括后来覆灭的猛虎组织,正在蓬勃兴起的印度人民党等等。此外,在冲突不那么剧烈的地方,比如对留尼汪的描述,也堪称旅行作品的典范。
《圣山来客:追寻拜占庭的余晖》 威廉·达尔林普尔的另一本“游记”,和迦利时代一样精彩。旅行的起源是一本拜占庭时代的修士笔记,作者重走了一遭古代修士之旅。但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不是理解拜占庭的宗教或者文化,而是加深了对当今中东的理解,包括巴以冲突。在这些遥远的议题上,学者们的宏大叙事很容易左右人们的观点,但这些宏大叙事往往具有欺骗性,被隐没的细节,标签和概念背后的事实,往往才是人们分辨正义与否的关键所在。
《想象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关于民族主义的一种非欧洲中心论观点。基于美洲的、东南亚的以及欧洲的一系列观察,得出的这一论点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从未有关注过 18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兴起的人们来说,民族主义是最近才构建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巨大作用、非欧洲中心视角都是一种观念上的冲击。中译本后附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中国的两次演讲,也非常有意思,那是在本书出版很久以后的演讲,其中提及,民族主义包含的“泛灵论”特质,以及以东南亚为例,海外华人未能构建民族主义的讨论也很有启发。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 这本书可以和《以利为利》放在一起看,社会学家——在看到这两本书之前我很难意识到社会学家正在国内研究这些。非常肯定地说,这本书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你对这个国家的理解,而且能够与大多数人过往的经验重合起来。本质上说,这是一本观察现实、以及对现实的合理性提出某种解释的书。这类原本不会太引起太多争议的书,在很多地方却能看到反对的声音,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就我看到的反驳而言,没有什么中肯的。对于认真看过本书,以及同样看过反驳意见的人来说,我认为有几点可以多做一些阐述:第一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中,并不存在一个“真理”是绝对的;就算是自然科学,其发展也证明了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一个杰出的成就成为后续阐释的模板——及“范式的转移”是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社会学的非受控特点,使得人们更容易在其中找出反例、细节谬误等等;一个作品、理论有没有价值,端看起解释力,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喜欢的那种解释方法,但这不妨碍它的价值。没有谁会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比如“竞争的锦标赛”,现在也被很多学者否认,但如果给它加上研究时的限制性条件,其解释力仍然显著;第二,这是现在的我和年轻时代的我对比之后获得的感悟:年轻的时候最好多去看那些关注细节,关注实然问题的书,看看个体、公司、社会、一场革命等等是怎样真实的发生和发展的;那些更多关注应然,或者研究规范性问题的书,不妨留到年纪大一点再看,一来事半功倍,二来不容易被骗。此外,这本书虽然是正规出版物,但市面上已经找不到了,作者周雪光教授制作了PDF版本放在自己的网页上,可自取。
《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 这不是一本科普算法的数,而是一本讨论数字时代的政治范式转变的书。这本书能让人们清晰的意识到,过往历史中缓慢形成的制度,并不一定适合快速演进的未来。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如何看待未来人工智能的“权力”?比如算法能不能给你的保险定价?算法能不能用到你的个人信用评分中?你打游戏为什么被扣分了?这合理吗?过去的政治,无论其如何变化,总是一部分人掌握权力,人为人设限;同时也总有力有不逮之处,为个体留下空间;但未来数字时代,权力的转移、渗透,可能会是全新的状态。总体来说,本书的作者和读者仍然处在同一个层次中,作者觉察到了问题,有很多思维的闪光点,但更多是在提出问题和梳理问题,以此激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方案或者建议。也因为这一特点,本书看着会显得有些散乱。
《科学的广告》 这本书包含《科学的广告》和《我的广告生涯》两本小册子,作者是克劳德*霍普金斯。很难相信这是一本20世纪30年代写完的书,和书名要表达的一样,这是一本致力于将广告“科学化”或者“量化”的书籍。这可能也是最早讲述AB测试、小样本数据测试、交叉销售等思路的一本书,虽然如今看来很多想法或者指导原则已经司空见惯,但这也更让人觉得惊奇。两个小册子中,《我的广告生涯》更加生动有趣,当然克劳德对于工作的态度,如今的人可能并不一定能认同。这本书的主干:效果导向的原则,数量化的方法,对于当今的行业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奥格威谈广告》 奥格威是奥美的创始人,当过厨师、推销员、调查员、外交官和农夫,二战之后才进入广告行业,这本书大概写于上世纪80年代。和前辈克劳德比较起来,奥格威的文风更有意思,更具有故事性。奥格威和克劳德霍普金斯一致的地方是对于科学方法和效果的追求。因此也有人评价奥格威是“上过大学的霍普金斯”。书中用了更多如今仍然存在的品牌故事。书中关于宝洁的描述也非常有意思。宝洁如今仍然是最成功的消费品品牌,在这本上世纪80年代的书中已经可以窥见其特质。总体来说,由于互动广告的发展,关于效果广告的测度已经较之于之前有了非常大的不同,但从克劳德霍普金斯开始开创的这一指导理念,可以说仍然在发扬光大。
《设计行为学:让创意更有粘性》 这不是一个好书名,如果直接用“让创意更有粘性”无疑会更好。如果你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感觉自己的说/写/表达得非常好,但实际上应着聊聊,或者大部分人根本没有听你在说什么。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沟通上的问题大部分出自“知识的诅咒”,懂得太多反而阻碍了传播。两位作者围绕6大层面:简单、意外、具体、可信、情感、故事,用几乎每个人都能理解和使用的方式,介绍了如何让自己的想法更容易被接受和被传播。
《创意有魔力:如何相处好点子》 这是奥美英国公司老板写的一本书,但这本书和前辈奥格威、克劳德霍普金斯的书并不一样,这并不是一本广告业务本身的书。看起来更多是作者以进化生物学和行为金融学的核心思想,统领各种发生在广告行业的素材,告诉人们诉诸经济理性在很多场景下并不奏效,提倡避免用经济理性否定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因此,很多读者也会在评论中说,这本书有重复啰嗦之嫌。可能的确有一点,但这并不影响读者更全面地领会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这是一个小问题。不过,更多人其实会对作者英国式的思维表示怀疑,毕竟在作者论述的领域,更主流,或者更普遍的做法,是将任何非理性的行为纳入理性的思考框架,用笛卡尔式的方法将其纳入研究之中,正如行为经济学,虽然它研究的更多是非理性行为,但它本身是一门经济学理论。总的来书还是一本非常有启发的书。
《共鸣写作:“后真相时代”的写作》 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曾在纽约时报社论负责人的崔西·霍尔,她讲述评论写作当中的问题和方法,这本书的风格就是她提倡的风格,微微道来,温和而易于接受。对于文字工作者来说,它值得反复读几遍,它隐含了很多文章成功的秘诀。但和最近几年大行其道的美版写作书不同的是,本书没有任何一点关于虚构写作、公文写作的内容,它更适合记者、编辑和自媒体作者。
《漫威:失败的漫画出版商何以成为好莱坞超级英雄》 漫威的早期缔造者差不多是一个投机商人,什么赚钱做什么。或者说,一直到有卡尔•伊坎参与的著名的破产争夺战之前,漫威都在被投机者左右命运。这本篇幅略小的书可以只用2个小时读完,前一部分可以看做是一本漫威漂流史,后一部分描述了在热爱漫画和电影的人主导下,漫威电影宇宙如何发展壮大。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
之前也有很多行研或者报告,把某某网文,或者某某玩具公司称作中国的漫威,但看完这本书你会理解这大概率更像一个诅咒而不是期许,直到漫威成为一家电影公司之前,从商业角度它都算不上一家成功的公司,而漫威电影宇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迪士尼拥有的资源。当然,以前也有很多公司以成为”中国的迪士尼“为目标(华谊兄弟、B站等等),可惜了。不过这本书剪短的篇幅,对于人们可能最关注的部分——作为电影的漫威如何如此成功——可能缺乏漫画IP以外解释。
《所罗门王的指环》 诺奖得主康拉德・劳伦兹的作品,很多年前我有一本《狗的家世》也是他写的。这两本书都是非常适合给小朋友看的书。所罗门王的指环主要以作者和他历年养的各种动物为主线,讲述不同动物的行为和习性。当然如果给小朋友读的话,很可能需要同时准备给小朋友养宠物,每一个读完的人都无法抗拒养一些小鱼或者鹦鹉的诱惑。
《宇宙》 卡尔萨根的名作,内容可能就不需要评论了,即使是没有看过本书的人,大概率也在其它场合读到过书中的一些片段。这本书也非常适合给小朋友当做睡前读物。
《芯片简史》 这是北大一位教授半导体的老师撰写的一部芯片史,从爱迪生的灯泡以及量子力学开始说起,娓娓道来。与2022年看到的那本ASML的商业史相比,这本显然更宏观和粗线条,产业发展和技术路线演进交待得非常清楚,同时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这样就是整本书非常好读。如果从细节看,书中描述的事情中最令我影响深刻的,可能是美国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交融。贝尔实验室诞生了多位诺奖得住,大学教授会进入到企业的实验室,而一些研究人员在自己的技术遭遇冷落之后,还可以重返大学获得教职。以此观中国的环境,每年进入科技企业的博士成千上万,但迄今还未见到这样的例子。今年看到的另一本书介绍了美国创新的变化,大学和企业在创新上的分工更加明晰,创新机制和环境的演变值得更深入的思考。
《芯片战争》 与《芯片简史》从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角度描述不同的是,本书更多琢磨于竞争,着墨国家之间的竞争与产业转移。美国国防部对于半导体产业早期的推动,半导体制造如何向东亚转移,美日、美苏之间的半导体“战争”在本书中都有很好的展现。如果历史地看,半导体产业,从进入集成电路时代开始,就不再是单独一国能够自我循环的产业,这从苏联和日本的经验中可以看出来,但美国这样的先发国家可能控制其中的一些关键节点。不过从某种层面看,本书的立足点既非进步的,也非和平的,其视角与亨廷顿、米尔斯海默在政治上的视角如出一辙,利维坦式的世界观之下,冲突是永恒的。
《安德烈 科斯托拉尼投资精要》 科斯托拉尼之前在中国并不出名,一直到南方基金原投资总监邱国鹭引用其著名的“遛狗轮”之后,才为中国投资者所知。科斯托拉尼并非一直在股市上投机成功,他的投机涉足国债、期货、股票等等多个市场,相对来说是“古典型投机者”,或者韦伯说的“投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其总结的核心理念在当今市场上仍有有效。不过这本书真是“小册子”,太短小了。
《投资者的未来》 西格尔是商学院的教授,也是保罗・萨缪尔森的学生。但《投资者的未来》毫无疑问是商学院式的,而不是经济学式的作品。这本书——如果你对数学较为敏感的话——不过是陈述了一个论点:投资的长期回报是增长率和股利率的多元函数,或者说,回报不是由增长率决定的,而是由投资者对增长率预期的偏差决定的。西格尔用历史数据指出了投资者一直以来存在的一种误区,即购买快速增长的公司股票,回报将大于哪些衰落但股利率稳定的公司股票。事实正好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快速增长的公司受到投资者的一致青睐,导致任何时候都定价过高;而后者,衰落但仍然保有盈利的公司,股利再投资的回报是惊人的。这种“增长的陷阱”既存在于单个公司,也存在于按国别区分的市场中,比如它被用来解释为什么 A 股市场回报率很低。当然有一部分投资者可能会想到,这不是在说“狗股策略”吗?没错,它基本上就是对狗股策略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
《投资:嘉信理财持续创新之道》 嘉信理财创始人查尔斯·施瓦布撰写的这本书简洁易懂,基本上都是短句和平实的陈述,这可能有一大半是因为这位创始人早年有阅读障碍。总体上描述也是依照时间线发展的,从折扣券商起家,到经历1987年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科网股泡沫到2008年之间的重振的故事。这当然是一本很好的理解其商业模式和起家过程的书籍,但作为一本传记它因略微缺乏氛围感而显得平淡。作为低费率模式、推出基金超市、说服基金管理人付费等的鼻祖(现在看起来似乎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嘉信理财在推出这些创新的时间点上,无异于在湖泊里扔进了一枚核弹,这些“核爆”本身的意义,和其激起的巨浪,在这本创始人视角的书中着墨不多。
《金钱心理学》 作者是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这本书大概是一系列专栏的扩充,讲述的是关于金钱、理财一些简单、正确但经常被人遗忘的问题。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是一本非常好的心理按摩的手册,有点像散文版的《原则》或者《纳瓦尔宝典》,但比这两者平实多了,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值得随时拿出来翻看一下。值得一提的是,文末有一篇美国消费史演变的小文章也非常有意思,对于很多理财类的读者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信息增量补充。
《时间起源》 当人们仰视头顶的星空时,会产生无尽的遐思,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天文学也是近代科学突破宗教桎梏的起源之一,但物理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关于宇宙的边界、起源的思考仍然充满不同见解。如今,基于微波背景辐射、宇宙暴胀观测等进展,对于与宇宙起源于大爆炸的假设已经成为讨论这一主题的共识。但在此基础上,宇宙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不均匀的,对生命友好的,暴胀速率曾趋缓的……人类认识宇宙越多,就越感觉宇宙非常有“个性”。作者是霍金的学生兼晚期合作者,本文描述的主要是霍金和他在《时间简史》之后的宇宙学进展,他们将演化的思路带入宇宙学研究,由此将量子论与相对论融合于一炉。得出的结果大概是,宇宙变成如今的样子,和进化一样是一系列定格事件的结果。当然,这种“演化”集中在大爆炸之后不到一秒以内就发生和完成了,是量子意义上的演化。但坦白说,这非常不好理解,关于全息理论,关于自上而下的宇宙演化中观测者的作用,以及宇宙演化和生物演化的对比,都是如此。
《为什么数据会说谎:被忽视的衡量指标》 彼得德鲁克说,无测量,无管理。量化似乎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至少是绩效主义的核心。但作者对过度的绩效主义提出了反对:你测量什么,你就会得到什么。对测量指标给与过度关注,会导致人们忽略原本的目标而转向测量指标。比如在不合理的测量指标要求下,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转向测试分数,从病人的身体健康转向医生的工作量,从公众信任和安全,转向犯罪率指标……如此等等。在大型公司内部,这样的情况也司空见惯。本书的作者从各种例子开始娓娓道来,一些例子的视角是独特新颖的,比如越南战争,按作者的描述,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迷信大数据导致的第一次大溃败。但仔细体会作者的观点,实际上作者对衡量指标的意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测量是对真实世界的简化,而简化是认识世界的必要途径,但如果意识不到这这种简化而将测量当做真实,就会出问题;第二,测量有局限,有的东西无法测量,有的便于测量但未必重要;第三,观测者效应,一旦决定观测什么,人们就会对其施加主动影响,在压力之下会导致变形。我想大部分人读完可能会同意第一和第三点,但第二点是否真实如此,随着技术的改变,测量的局限性会不会发生变化,这一点阐述并不充分。当然从实际经验看,人们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中使用数据和测量指标,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只能尝试找出更合理的指标,并不断更新,而不是放弃测量。
《学生为什么不喜欢上学》 我阅读这本书是因为我家小朋友也经常对我说,今天不想去上学。学生不爱上学似乎是普遍情况,这本由认知科学家撰写的书籍原本是为教师准备的,但它对家长同样有很大的帮助。好奇心人人都有,但好奇心是脆弱的。认知科学认为,人类的大脑并不是为思考而准备的,相反它是为减少思考而准备的。一旦人们认为目标不可能达到,好奇就不再会发生,人们会转而回避相关活动。认知科学认为,要为学生准备那些“跳一跳就能摘到的桃子”,不要太轻易(没有乐趣),也不要太难(打击意愿);此外,这本书是围绕一个认知模型展开的,这个模型中,人类思考的方式其实和当前计算机模式非常类似,人类思考的部分“工作记忆”类似于计算机芯片缓存,这一部分一般是固定,只有通过一些方法简化才能变相扩充,而“长期记忆”则类似于硬盘,这个模式还更新了信息或知识点(包括死记硬背的)对思维的重要性,人脑的工作方式并不存在脱离具体信息的思考,因此记忆并不想过去若干年认为的那样随着技术的进步重要性越来越低。另外,这本书当中也有很多关于技术(包括电子产品)对教育的影响,智商是固定的还是成长型的,延迟满足曲线等话题,虽然有的结论不是那么直接,但它确实是当前阶段的一些最新进展,看完这些对于孩子的理解会加深很多。
更新至 2023年12月
]]>这里列举了一些我在2022年读过,觉得深有启发的书,但并无太多“剧透”,若能激发他人的兴趣那再好不过了;另最后单列了三本基本算是“踩坑”的书名,也一并供各位参考。
这是一个笑话:据说李鸿章当年访欧,自称是东方的俾斯麦。
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的比喻,即使在现今看来,要找出两人的共同点唯一的可能是:两人都是进步时代的反动代表。
俾斯麦在旧欧洲封建王国行将崩盘之际纵横捭阖,在外交和军事上无一败绩,在内政上弹压自由派,最终推动建立统一的德意志(也并不完全);这和李鸿章内外交困,裱糊日薄西山旧帝国的行为毫无共同之处。
与很多读过教科书的中国读者认知大异,民族主义的英雄、统一的英雄俾斯麦,于大势而言并非一个进步人物,与私人而言也并非一个君子(比如他和拿破仑三世的关系)。他视议会和自由主义者如毒瘤,可以为普鲁士利益毫无顾忌地背叛私人关系,他所为奉献的,是封建的,神圣的(宗教的)、地主式的秩序和规范,为此他既可以取缔报刊,也可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德意志的统一也是这种理想的产物。按照本书中所写,俾斯麦认为如果不能在普鲁士国王(另外的选择还有德意志议会或者奥地利)麾下实现,他一定全力阻止德意志的统一。
他所期待的秩序,他所效劳的王国完成统一的大业,也不过是夕阳落幕前的余晖。要不了多久,一战就会摧毁所有欧洲旧王国的痕迹。
本书作者是与俾斯麦时代相去不远的英国人。书中除了细节和素材丰富,黑白插图也赏心悦目。但它的独特价值还在于,它的视角是古典的,而不是当下的,这样能避开很多事后知觉的条条框框。
这带来的一个巨大冲突是,你读完这样的故事,很难相信决定论的历史,也很难把那个黑格尔说“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的时代和俾斯麦联系起来。
这可能是2022年我读过最实用的一本书。它适合两个年龄阶段的人群,一类是即将毕业的在校生,另一类是在传统的观念中工作到一半的人,即40岁上下的人群。
从某种角度说,《百岁人生》秉持一种进步主义的观念,即它从来不考虑“循环的”或者“螺旋上升的”历史,这本书的分析框架是在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人们该如何对待和规划自己职业、投资以及整个人生。
上一个世纪的人可能无法想象这种情形会成为真实,比如一个上世纪的蓝领,当他工作到60岁,也许已经工作了42年或者更久,这时他需要退休享受他短暂的闲暇时光,也许活到70岁,或者75岁。他的时间有限,不需要想自己在60岁还应该做点什么。
但现在,如今70岁的人可以指望自己再活15年(理解这一数字非常重要,它不同于最常见的“人均预期寿命”),随着时间的增长,可以预期这个数字也会继续增长,很有可能如今在世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活到100岁以上。这时候如果仍然在60岁退休,套用罗新教授今年大热的那本书的标题,那真是“漫长的余生”。
传统的三段式人生——学习-工作-退休——可能就需要做出调整。描述这种冲突值得成为一本书的主题,盖因当前的经济结构,各类组织的模式,仍然是按照三段式人生设计的。社会结构与长寿趋势的脱节是人们必须应对冲突的原因之一。
但对读到这本书的人而言,比获得方法论更重要的是获得一种启示,它告诉人们出乎意料的长寿有可能是礼物,也有可能是诅咒,尤其当你没有钱的时候。这种启示也意味着,你必须在精神上,在生活方式上,学习方式上,当然也包括资产储备上,为你大概率能活到100岁做出一些改变和安排。
这种安排未必是指人们马上就要存钱,而是思考当自己步入人生第三第四个阶段时,何以仍然是“被需要”,何以仍然是有价值的。从这一思考回到当下,也许你可以慢下来,可能需要跳出现有的人生,去培养新的能力和生活方式,或者开始将自己之前积累的能力放置到你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去,甚至创建一个组织等等。大部分人在现有的组织中,无法期待自己在60岁时仍然是被需要的。
当然有一些群体可能免于这样的冲击,比如医生、学者、艺术家,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真正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彭慕兰这本书的阅读体验真算不上好。长句太多,且书中每一论点的论证,并非要言不烦,而是细密繁杂,一方面横贯英国、欧陆、中、日、印度等,议论本就难以简略,另一方面受限于资料并不齐备,往往不得不多方对照,在罅隙里寻找证明。
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何以分化一直是后发国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从日本思想家的“脱亚入欧”,到凯末尔、伊朗的世俗化,以及康梁、严复以来的西风东渐,都是对同一主题的追问和实践。在此过程中,西方文化是现代化的必要途径这一看法,很长时间内被后发国家的改革家普遍接受。
但彭慕兰、王国斌等人实际上在繁杂的论证中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于斯密、韦伯以及后来的诺斯等人的发展观。它既不从社会学观点的视文化和宗教为必然先决条件,也不从制度视角视西方法律、制度为东西分化之起源,更不认同哲学上论东西之差异可以上溯至罗马希腊,可以说大分流的观点充满实证思维。
当然其论证过程仍然是非常西方的,基于马尔萨斯观点的推演散见于各处。
这本书面世之后也不乏指责,动摇其根基的指责并非是其逻辑如何混淆不清,更多是论据是否牢靠,比如对中国长三角、印度的估计可能过于乐观。但本书仍然是开创性的,独一无二的。
同类题材值得一看的书籍还有《全球经济史-牛津通识丛书》,这本书短小精悍,是经济史名家罗伯特·艾伦的作品,持论客观公允,既不是韦伯式的文化和社会论者,也未偏向于加州学派。此外,罗伯特·艾伦也对当代世界中如日本以及诸多后发国家之发展模式给出了可信的框架,这些框架在其它经济史作品,诸如《剑桥20世纪美国经济史》、《繁荣与停滞》、《美国增长的起落》中都有所体现。
但不知为何微信读书评分不高,可能是过于简约的原因。
另外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也是这一主题下值得一读的作品。
从微观上理解中国的改革历程,离不开理解农村的变化。而解读这一变革最佳的人选也许就是周其仁,他插过队,留过洋,又在农口工作过相当长时间,在大学也有多年一手调研经验。
《城乡中国》有两个主题,一是复盘农村改革,另一则是论城市发展,以及城乡关系。城乡关系又是过往中国资源配置的最佳观察入口之一。
时间流逝,吃不饱饭的日子已经在新一代人记忆中远去,改革变成了宏大叙事,改革本身成为不甚清晰的故事。比如改革何以启动,城乡经济、户籍等权利上何以长期二元对立,土地财政何以演变成如今的样貌,以及城镇化的发展策略,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何为均衡发展等等过。
周其仁本人的书中,《产权与中国改革》也值得一读,尤其是《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一篇。在城市发展一节,另有陆铭《大国大城》与《大国治理》姊妹篇,论城市化与经济的空间聚集,论述比周其仁更为详尽繁密,两书前者为通俗读物,后者为论文集。
这些书都算不上新书了,陆的观点2017年左右即集纳成书,周文首刊则更早。今时今日仍值得一读的原因在于,在中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之际,这些问题可能正是重要的和关键的问题之一。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已属必然,但下滑到多少则视变化而定。在人口、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之间,能改善的可能也就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配置不可忽视。
周和陆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受限于城乡发展规划、户籍政策、在错误原则下的转移支付等)受限,同其他资源的错配一道,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阻碍,如果改革这些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或者规划,有可能让中国经济实现更高的增长。
哈耶克曾经数度风靡,我12年购得社科院版《通往奴役之路》一册,屡次租房以及搬家之后,那本绿皮的小册子仍然保存着。现在翻看,当时书籍的印刷质量真一般。
但这本纸书我从来没有翻完过,今年则是在微信读书上读完了一遍。可能只有今时今日才能理解哈耶克所言何物。
这本书与其说是关于经济的,不如说是宗教式的,出于一种对于自由主义的信仰,由此出发对计划进行贬斥。它的论证当然非常严密精到,但隐含着一种前置的偏好。
写这本书的时候哈耶克身处英国,文中对英国不无溢美之词,认为英国乃自由主义之堡垒。当时包括英国人在內,知识界对于计划多有倾慕,这种表达可以理解。
但我对大部分德语作家都有点警惕。德语作家(兼指经济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可能是绝对意义上的“真理”一词的发明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奥地利学派的,或者黑格尔、费希特式的,都有一种真理在握的决绝,宗教式的毫不怀疑;但作为对照,被哈耶克目为自由主义堡垒的英国,却是由完全不同的气质构成,它充斥着怀疑的、经验的、兼容的气质,没有变动不居的主流观念,它既能孕育社会主义,也能孕育保守主义。
有个美国法官说,“自由,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但这恰好是德语作家中普遍缺少的一种观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读哈耶克,哈耶克对计划的批驳,对集权的贬斥,毫无疑问至今仍然是最为精辟,最具启发性的观点之一。
但话说回来,作为一种理念哈耶克深植于很多人脑海,但以如今各国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论,是凯恩斯而非哈耶克主宰着现实世界———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不同之处,看起来并不仅仅在于对于有效市场、“经济人”的看法不同,也在于对待短期和长期的态度不同。对达成均衡这一过程的看法不同。
凯恩斯的思想掌控如今各个经济体的秘诀,在他的一句名言中展露无疑,他说:
但“长期”是对当前事务的误导,从长远看,我们都会离开人世。如果经济学家只会在狂风暴雨的季节告诉我们,风暴迟早要停,海洋会再次恢复平静,那未免也太过简单而无用了。
如果世人只满足于长期如何如何,世界可能不会前进。如今每一个经济体会设置产业政策,会逆周期调整货币政策,会发展出如此之大的政府赤字,端赖于对主动作为的信仰。
当然从另外一方面看,对主动改良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大部分人都愿意尝试计划的方法,是哈耶克写出《通往奴役之路》的背景,这种思想在欧洲在英国也源远流长,譬如凯恩斯的剑桥前辈马歇尔曾说:
有时有人会告诉我们,任何努力促进人类社会改良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相信国家可以比个人的努力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样来说,在我读懂经济学之前,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
总的来说,我相信实证的而非盲信的,怀疑的而非绝对的,可能才是以“人”而非超人或者圣贤的身份通往良善之境的道路。
谈中国哲学多少让人惴惴不安,一个按部就班的中国学生,多半只对诸子百家稍有涉猎,余者多是从历史课程上有只鳞片爪的了解。
我从学校离开之后,只陆续跟风读过一些李泽厚、南怀瑾等人对论语等作品的今注,基本处于听闻孔孟,不知程朱,略闻老庄,不知魏晋的状态。另外,中国哲学的难点在于,经典多过于简略,至简则意繁,难于揣测。古人注春秋,注庄子等等都能自成一家一派,可见从信息传递的完整和准确性上看,这些经典委实门槛略高,不便于累进。
从这一点看,冯友兰这本成书于1948年的《中国哲学简史》对门外汉来说是一本好书。它是最早用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哲学的佳作,非常值得像我这样在课本之外极少涉足中国哲学的做一个大略的了解。
研究他者未免都有慕强心理。在中国,研究美国的著作多不胜数,其次英国,再次德国。多年以前,研究日本的也不少,但随着中日经济体量的变迁,时至今日中日GDP差距已经大幅拉开,中国GDP大约是日本的四倍,研究日本的人也渐少了。
但日本经济仍然是值得关注和考察的对象。一来是相似的基本面,包括人口结构演变,后发发展背景;二则组织文化上的相似,这并非指广义上说的儒家文化,而是指类似的统制模式,至少在一个阶段热衷于让国家而不是市场分配资源;三则日本可能是后发经济体在完成追赶后,对抗衰落的样本。认真看待日本的“失落”年代,对于潜在增长率处于下降阶段的中国不无裨益。
类似的书籍还有不少,比如野口纪悠雄的小册子(《战后日本经济史》),白川方明的自传(《动荡时代》)等等,都值得一观。有的作为大事件亲历者,对细节和决策历程的还原在东亚国家来说更是难得一见。
但《繁荣与停滞》可能是更公允执中、更严密的书籍,跟接近于一种“述而不作”的风格,对辑录对同一问题的大部分解释。比如在这一本书中,读者对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的经济低迷,以及安倍时代以来没有增长的复苏到底应该归因于何处,看完可能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野口,白川方明等人倾向于货币主义的观点,认为企业竞争力的下滑,债务未能出清,人口结构变化等等是主要原因。而日本政客多年来的主流观点则相反,认为主要是货币政策扩张不够——虽然从各种角度看,日本央行都是全球最激进的央行之一。
《繁荣与停滞》中举学者观点,认为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若只是需求端的问题,那理应看到螺旋式的通缩;如果只是供给端的问题,那理应看到通胀;而持续但温和的通缩,只能说明需求和供给都出现了问题。
此外,看日本经济发展史会给人一种奇特的感受,日本人可能曾经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比如他们曾年年审议法案来允许发行国债,而不是一次设置规则允许依例行事,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实现预算平衡;日本人曾建立有可能是全球最大的现收现付养老体系(至少是OECD国家中体量最大比例最高),至今成为国家的严重负担,导致债务规模全球领先,这除了他们对人口的急剧变化缺乏预见外,还因为他们相信随着人均工资不断上涨,公共养老金不减少的情况下,替代率也会逐渐下降,持续性就不会成为问题;他们曾经在增长率下台阶的过程中认为高增长和高地价即将回归,银行因此拒绝或者拖延化解不良债务。
论日本的佳作还有《创造新日本:1853年以来的美日关系史》,中间使用了更多的美国史料,提供了了解日本发展历程的一种独特视角。
现代世界很多关于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来自英国人的启发,但将平等、自由和法治推向全欧洲,随后遍及全世界(通过殖民地)的,毫无疑问是法国大革命(以及紧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拿破仑征服)。它在短短数十年内改变了欧洲的面貌,以一场疾风暴雨摧毁了封建制的根基。
但法国大革命更为神奇之处在于,这是文明世界第一次不奉神或国王的意志为圭臬,而是以活着的思想家,作家的意志为旗帜,它使得所有人第一次真正地、清晰地意识到观念的力量——人们创造了它,慑服于其伟力,同样恐惧其伟力。从观念出发,民族国家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
不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方面强调这种前所未见的伟力,另一方面更着重于指出,大革命前后的制度并无显著变化,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已经是欧陆最为仁慈的地方,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也是不断改进的国度;且后来被推翻,被屠杀的那些人,有不少都是孜孜以求革新的人。旧制度孕育了大革命,随后有又以疾风暴雨之势摧毁了自己,然而新的政府仍然建立在旧制度的基础之上。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汗牛充栋,今年读完的另一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现代世界的锻炉》 也是一本佳作,但《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这方面的经典,是讨论大革命时无法回避的一本书籍。有一段时间坊间有传言,王市长曾推荐过这本书。
法国大革命似与当前没有什么可对比的,但细读就会发觉里面有诸多只可意会之处。比如以下这段: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一个被诟病的政府,当它决定实施改革的时候,往往是它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一位国王准备去拯救长期受压迫的子民,那除了天才,几乎没有人能救得了这位国王。长期忍受痛苦的人会将自己受的苦视为必然,当有人教他们如何摆脱苦难时,他们便不再视其为必然,而是变得不堪忍受。
刘瑜说“政治没有常识”,可能是想要告诉读者,不要去力图寻找简单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这句话出现《可能性的艺术》这本书的最后。
但刘瑜本人为一般人理解政治的国别差异提供了一个较为简单的框架。她将国家的成功与失败拆解成“民主”和“国家能力”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构成的四个象限里,各有代表国家。由此看大部分国家的现状,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理解框架。
类似的分析在《底层的10亿人》中也出现过,作者是一个长期在国际组织任职的学者,主要关注非洲国家。他聚焦的是“民主”和“权力约束”两个维度,他所说的民主是更具体的指“选举”这种政治组织形式,选举不一定能规避权力滥用(以效率论),选举也可能带来恩庇政治,引发更广泛的浪费,这几乎出现在大部分拥有民主形式的资源型国家。
现实中的问题远为复杂,在于每一个人或者群体的价值判断并不相同,“价值判断”更直接地,可以理解成优先级排序的问题。空想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全都要?
前述长期援助非洲的作者就能理解这种目标为何不可行。“稀缺”普遍存在,资源用之于基建,还是用之于医疗,或者用之于教育,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排序就代表值不同的价值观。该书作者对比非洲和亚洲,认为非洲的关键问题是增长,不解决这一点,永远不能解决其他问题——这是一个与大量西方援非机构截然不同的观点。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类似抉择也是始终存在的。罗伯特艾伦在总结后发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时指出,在“标准模式”阶段,发展教育、交通、统一税制和货币是起飞的模板,但后来这些方法就不足够了;苏联、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发展则是采用国家调配资源的“大推进”模式,或者至少阶段性地收益于此;与大推进模式匹配的,其政治和组织,恐怕并不尽如人意。
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则试图重新定义发展,认为自由既是手段,也是目标。这其实是对前述意见的一种反驳,如果“自由”这个价值一开始不在最高优先级中,后续也很难进入到优先级当中。基于此则有另一套发展的路径。
由这些更多的观点反察,更能理解刘瑜取书名为“可能性的艺术”,实在是一个不可能再好的名字了。
基辛格这本书是我在2022年第一本读完的书。他本人是大事件的亲历者,其中的史料价值就值得一读。一方面是双方交锋中的美国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即中国如何如何,也有难以在别处见到的角度和细节,对理解当下不无裨益。
另外他在书中最后提出的问题也有强烈的现实价值,尤其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
不值得读的书
《现代世界的诞生》 一本英式爱国主义的寻章摘句和胡言乱语。
《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 简略到像一本录音速记,此外恐怕也并不公允。
《红色巨兽颓然倒下之谜:苏联的最后一年》 也算是亲历者的讲述,但也正因为这一点,它并不客观,不适合作为通俗读物来读。
不值得读的名单相对较少,一方面阅读本是事先筛选过的,但有时受到评分、榜单、名气的影响,会筛选到一些不那么靠谱的作品;另一方面,确实有很多热门的书我也认为不值得读,比如黄奇帆的两本书,韩秀云那本热门的通俗读物,是真正在水字数;又比如盖特纳的自传,翻译奇差,译者缺乏金融的常识。但这些书我没有读完,通常读到30%上下就放弃了,自然也不好以偏概全地说是不值得读的。
这一年动荡中的阅读不同于往年之处,是对电纸书和微信读书的接受。这一年买了不少纸质书,但最后大约有2/3的阅读是在电纸书上用微信读书进行的,读完的44本名单在此(可见链接),还有若十来本在读进度超过30%的书,能看到进度,以及能方便的并行阅读,以及能利用碎片化时间,可能是电子化阅读的优势。
]]>金融危机后的2011-2012年期间,日元对美元汇率最高到75日元兑1美元;十年之后的2022年,当前日元汇率已跌至149附近。
(2022年6月份日经新闻网描述贬值的图示)
以下是翻阅新闻和书籍的一些感想。
货币贬值已经无助于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日元的大幅贬值已经持续了数月,但出口以数量或美元计并未出现显著上升。
贬值与出口脱钩,有一个因素是日本制造业产业链的全球性转移,国内链条的占比降低,使得贬值无法提振出口。1998年,日本制造业海外生产占比是10%,2020年这一比例是22%。
但制造业的外移,或者“空心化”,代入时代特征,很难简单描述为对或者错。如今持续贸易逆差的情况下,日本仍能通过资本项目维持外汇收支平衡,实有赖于这些前期转移出去的投资所实现的收益。
贬值与出口脱钩,另一大原因是劳动力不足,生产端弹性太低。生产端弹性太低,虽然人口衰退是主因,但另一原因是资本投入不足,按人均资本装备率看,如果以1998年水平为100基数,则日本最高在110左右,这与美国150,欧洲120的投入水平有显著的区别。
日本企业按照人口结构、全球化趋势制定的策略在十年前达到了效率高峰,但“换了人间”之后,这是否还是最佳策略则有待观察。
货币贬值的趋势或者预期一旦形成,既影响企业决策,也影响个人预期,日本投资者持有海外权益资产比重之大,可能也是全球唯一。(“2021年,经由日本国内的投资信托基金流向海外股票的投资额增加到了8.3万亿日元。这是流向日本股票投资额280亿日元的近300倍。”)
与GDP的长期低迷不同,从更长时间段看,“社会福利”未必和GDP趋势一致,这可能是到访日本的游客在这个国家的体验与数据之间出现落差的主要原因。按照日本银行前行长白川方明的理解,人均劳动时间缩短、分配公平提升以及人均寿命提升等可能是“社会福利”增长超过GDP增速的原因。但从日本目前的债务规模和养老金恶化的情况看,这种“社会福利”的增长是不是可持续目前看存疑。
经济问题很难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扩大内需之难,难于上青天。东亚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外向型经济,也无一不是人口衰退型结构,决定消费规模的,本质上只有收入水平、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若论消费率,则基本由人口结构及基尼系数决定。
迄今为主,大体量人口的国家,逆转人口结构衰退的唯一策略是移民。而移民又为东亚国家所不取。
白川方明说,欧美经济学家对日本的批评并未切中肯綮,在10年-20年这个尺度内,决定经济增长的只有生产率、创新和劳动人口占比。
以日本为镜鉴,从增长看,如何通过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何强化科技创新;后一点似乎已经是全社会共识,但前一点(比如经由提升人均资本强度、由市场主导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放开劳动力要素流动等来实现),似乎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从提升全民福祉看,在政府开支转向,降低基尼系数上,更是困难重重。
所以谈“日本化”容易,解“日本化”艰难。甚至很难说有真正意义上的“日本化”,大家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参考:日经新闻网,WSJ相关新闻,《动荡时代》-白川方明著
有本书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引用还是非常扎实的,得出的结论也有很说服力,比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多不拘泥于流派或者主义,近读周其仁、陆斌、兰小欢以及本文提到彭文生,均非一家一派之信徒,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仅看其是否经得起实践、实验之检验,看能否更合理地诠释实际问题(当然这可能也有可能是个人读书的偏好所致)。
回转到彭文生这本书,2022年读一本2014年的书,难免会在读的过程中不断探寻,现在怎样了?那些当时能看清的改革方向,进展如何?
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是刘鹤,这也意味着本书的观点可能部分进入了经济决策者的视野,或者是当时决策者普遍认知的一部分。在这个考量下,再检验其变化也可能回答一些问题。
为方便比较,我们以2012-2021为周期(部分2021年缺失),重新检视一下书中提到的一些重要事项:
通行的人口红利指标包括“劳动人口比重”,或者生产者/消费者,或“总抚养比”。一般认为,总人口中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大于处于非工作人口,就存在人口红利。如果取15-64岁为劳动人口,人口红利的演变如下图:
(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总抚养比计算)
按照这一数据,人口红利的高峰是2010年(劳动人口占比65.8%,数量高峰出现在2013年),随后快速下滑,到2021年这一数据是53.7%。
彭文生书中将生产者定义为25-64岁,比通常定义高出10岁,得到预测是2015年红利见顶。整体来看,过去十年是人口红利快速消散的十年,二胎三胎政策从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但短期是加剧人口红利的消退而不是增进人口红利。
当然从生产侧看,人口质量红利的提升相当可观。数量上定义“人口质量红利”主要是教育投入、健康投入等指标的加权。但从可直观感受的数据看,受教育人口占比变化最为显著。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的占比,从2010年的10.09%,上升到2020年的17.22。
和发达国家、东亚国家先发国家,甚至和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率都是偏低的,彭文生团队统计的结论是可比阶段大概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统计方法的偏差显然不足以说明如此之大的偏离。
而且在彭文生写作的时间点上,中国居民消费率连续多年下降。彭文生认为,这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占三分之一的原因,储蓄率占三分之二。收入占比下降主要来自于人口结构,工资上升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压制,但企业则受益于要素价格扭曲。储蓄率上升一方面是人口红利上升期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也受社会保障、人口城镇化不完全(户籍限制)、政府税收偏重投资而非公共服务有关。
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问题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也有所缓和,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点出现在人口红利最高点。2010年当年居民消费率只有34.63%,疫情前的2019年回升到39.08%,是2005年至今的高点。
彭文生在2014年预计,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各种制度变革,预计2020年总体消费率将有58%,居民消费率41%;如果摒除疫情影响看2019年数据,这两个数分别是55.8%和39.08%,经济结构的变化仍然逊于当年的中性预期。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
2012年以来,企业和居民部门持有外汇增长了一倍多,而外汇储备变动较小。但离藏汇与私营部门,平衡未来的收益与风险还有一定的距离。
(来源:据央行数据整理)
公平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是劳动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在此前的人口结构中,人口红利压低了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这一情况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会有自然缓解;但收入不平等的另一重含义,可能是人们的初始资源禀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而目前的税制——以累退性质的流转税为主——在加剧这种不平等;而财政支出,用于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比例过小,也进一步加剧低收入者的困境。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从数据上看,以基尼系数计算,这种不平等呈现出先改善然后停滞或者回升的趋势。
在社会性财政支出方面有趋势性的增长,这主要是老龄化带来社保和医疗相关支出的扩大带来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例在过去十年基本保持平稳。一般研究认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前者对不平等的抑制更大,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后者可能更大。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但目前数据不太好表达的问题,如代际公平等,容后续有机会再探讨。
]]>在此仅做记录,也备各位准备去阿尔山自驾的朋友参考。
1)路线选择:
去阿尔山有多种方式:
最终我们选择了从通辽出发,高铁4小时,自驾单程600公里。这也有疫情方面的考虑:从通辽出发,只会经过通辽和兴安盟两个没有疫情的地级市。
具体路线是逆时针方向,即北上从通辽-乌兰浩特-阿尔山;南下从阿尔山-霍林郭勒-阿尔山。
这样的路线会经过平原地区的农田,以及随后的草原、丘陵草甸,以及阿尔山附近的森林。
实际最后的路线略有差异,就是低估了从霍林郭勒到通辽需要的时间。原本设计半天时间从霍林郭勒赶到通辽高铁站,但这样的设计过于紧张,最终最后一天落脚离通辽更近的扎鲁特旗。
2)景致
沿路景致往返略有不同,返程可见到更多丘陵草甸景观。自驾的乐趣就在于想停就停,沿途有不少好的景观,如大片的向日葵、玉米和大豆田;打草之后布满草垛的草原;阿尔山附近的林泉山野等等。
除了沿路随时下车外,有部分景点值得一观。如阿尔山森林公园,内有多个景点,详情《Lonely Planet呼伦贝尔和阿尔山》内中有介绍,天池村的天池景致一般,另一个天池较远但景色更佳。另有白狼镇白狼峰,可开车到山顶,俯仰之间山河一色,天低云近,景色大好,但最后一段较陡峭,仅SUV能上;白狼镇鹿园适合小朋友,里面也有住宿。
途中景色较佳的是乌兰毛都草原,有九曲河景观。
另有说奥伦布坎、温泉镇等地不错,但一周时间过短无法一一体验。另在阿尔山地区,如不自驾几乎寸步难行,阿尔山、伊尔施、森林公园、白狼镇等动辄一个小时车程。
另从森林公园到白狼镇,需用百度导航,或用高德导航一条骑行道,车程一小时;高德导航开车则会绕行伊尔施和阿尔山市,路程在两小时以上。
人文景观方面,仅推荐乌兰浩特的成吉思汗庙及乌兰牧骑宫,两处无深入了解之必要。阿尔山市人文景观仅国门、阿尔山火车站,均较小。通辽附近的孝庄园是一个很坑的人文景点,不用进,但去孝庄园路上的草原景色很好。
另有想看牧民生活的,几无可能。一来地广人稀,以来1983年分草地到户之后,每户草场动辄数千亩,牧民房屋一般在草场中,但日间多闭户谢客;二来仍经营畜牧的蒙族牧民多有不熟练汉语。
此外在天池村,也有林场工人建议勿接触牛羊。因游牧时代五畜轮牧,四季转场,疾病少生;草场到户之后,多圈养单一牲畜,布氏病多发,常感染人。
3)食、宿及租车
出通辽站就是神州租车通辽高铁店。通辽的神州都是加盟店,但本地人做生意都直来直去,租车还车都很顺利。
主要问题是车况都比较老旧,我们租到的一辆汉兰达一辆起亚索兰托都相当老旧。以我开的索兰托为例,天窗和后窗都失灵了,方向盘非常沉重,考验臂力。如果是女士开车,记得上手看一下能否驾驭。
住宿方面,全程落脚在通辽-乌兰浩特-阿尔山市-阿尔山天池村(森林公园内)-阿尔山白狼镇-扎鲁特旗。
通辽,乌兰浩特是地级市所在地,都有全季、丽枫等干净、实惠的酒店,扎鲁特旗也有连锁酒店(格林豪泰精选);但阿尔山市酒店会偏贵,全程最贵的酒店就在阿尔山市,接近800但体验很一般,建议在阿尔山或者伊尔施找一找民宿,《Lonely Planet呼伦贝尔和阿尔山》上有一些。
进入森林公园的游客一般会在天池村住一晚,这里的民宿都差不太多。还有一个价格相对较高的河崖边上的度假村,景色很好。
白狼镇有不错的民宿(林泰,上面写着是恒泰证券捐资修建的),有适合家庭居住的房间。
在餐饮方面,通辽、乌兰浩特、阿尔山市有比较多的选择,以东北菜、蒙餐、火锅等为主,也有川菜等。
其余地方就比较随意了,但好在找到干净一点或者民宿并不难。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些地方点菜分量都非常大。我们途中经过一个阿力得尔的镇子,菜的分量基本都是北京的3-4倍。
4)其它
功课方面,如果想要粗略了解阿尔山,可以在微信读书上找一下《Lonely Planet呼伦贝尔和阿尔山》;如果想要深度的了解一下内蒙风情,包括敖包、牧民、草原生活方式等,可以阅读《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
药物方面,除了常备药物,秋季过敏的需要备一些过敏药如氯雷他定等,草原8月下旬花粉浓度就很高了。
]]>我写了一段发微博,旋即因“违规”而被删除了。
另一边,社交媒体上仍有很多启发。比如,有人说内地的土地出让、房地产模式照抄香港,为什么预售这点却没有抄到?有人说在澳洲买预售房,如果开发商违约,银行返还本金+4%利息。其实形式上,国内的房地产预售也有监管,但过去若干年狂飙突进中,这种设计在各方默许之下,是予开发商便利,而非予居民便利。
也有人说,作为金融工具,否定国内的预售制,是缺乏对房地产的基本认知,对过去城市化的历程没有基本认识。——但这个“基本认识”,我觉得就可以说一说了。
为了办事(不说办“大”事,“大”隐含了价值判断)而“不便小民”的传统,可非今日才出现。是不是仅“不便”,也可有读者自行判断,这里仅从历史和各位学者的描述中的做一些拷贝,为读者参考:
第一桩要说农民和市民的第一次分野。
中国1954年的根本法中写入了“迁徙自由”一节,据史料,这一表述在要不要写的时候就有争议,但鉴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无有不写这一条的,就写上去了。
但也是从同时间开始,“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成为政府关心的问题,因为农闲时节,收成不利,或者寻求更高收入,农民进城的意愿强烈,“盲流”一词即从此时而来。
旋即因红头文件等形式,城乡分野很快成为一道天堑。
随后由于学习苏联模式,发现对农民的户籍禁锢、统购剩余产品带来的剪刀差,于发展工业大有益处,更是无松动的可能。
后来的1975年根本法,也就擦掉了“迁徙自由”这几个字,迄今也没有加回去。
农民进城的口子,一直到80年代,才以“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为名再度松动。
作为农民子弟,我在读到周其仁的这些描述之前,一直以为农民和市民的区别是一个“基本认知”,是天生如此。
“市民”很快也有类似的时刻。
在农村,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将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化了;但正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实际上从来不涉及“生活资料”,只针对“生产资料”。所以大部分时间里,农民仍保有宅基地、自由地,这也是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尾巴”能生长出来的原因。
对市民来说,住宅肯定是“生活资料”,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城市里是有私人土地和私人房屋的。市民拥有的不是类似于现在一张“不动产权证”,证明虚空之中的这栋钢筋水泥属于你,而是包括了下面的土地。
但1982年的根本法中突然写入了一条“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没有协商没有讨论,从此私人就只能拥有房子,而不能拥有土地了。
1982年我还没有出生,我进入城市以来的“基本认知”,也是城市土地天然属于国家所有。
但实际情况并非“天然”。很多研究者对于1982年突然新增的这一条大感意外,毕竟最左的年代,也没有人说市民的土地是国家所有。
周其仁遍历1982年修法文书和回忆录发现,这一条出现的原因,其实是城市征地过程中,出现了与市民的纠纷;土地属于市民,一则不好硬来,二则对价不能太少,三则拖拉延宕。
起因只是便利征地。至于它打开了后来“土地财政”推动的城镇化的“星辰大海”,这是后话。
“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城市是不断扩张的,今天是集体的农地,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
因此城市化还有一个推手,是农地不能直接入市,要先变成国有土地(征地)才能入市。但征地补偿按照农地的产出价值,而地块的出售按照地块的市场价值,中间的巨大价差(土地出让金),就是中国城市能以土地和金融工具快速城镇化的基础。
这就引发了对城市化的另一个“基本认知”的认知:大城市的房价是因为贵是因为供需原因,是因为人口不断集中。
但根据陆铭等学者的发现,这个“基本认知”可能只对了一半。一方面是聚集推升了对住宅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土地指标”的分配不合理,导致了供给不足和供给过剩同时存在。
这些学者发现,2003年以后,国家有倾向性地将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向中西部倾斜,同时从比例上缩减高速发展的东部用地指标,结果就是东部地价越来越贵,房价越来越贵;同时西部出现不少“鬼城”。
同时同样是耕地保护,却不能允许北京上海减一亩耕地,同时在四川重庆增一亩耕地的操作,最终越需要地的地方,地越少;而不需要地的地方,却以为低廉的土地资源就能吸引企业,扩大GDP。
房地产的面包很贵,面粉很贵的形成过程,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带来的影响可能要对半分。
以上我对“基本认知”的一些认知。至于如今积重难返,“大而不能倒”要如何解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当然,商鞅早就说过,“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我们的传统就是从来只管“便国”如何如何,没有人说“便民”如何。
]]>这里有几个需要厘清的是,第一大小股票的估值差异已经持续三四年了,并不是今天才出现,指数当前展现得更为极端;第二,并不是所有小股票都不涨,比如从平均数据上看避之不及的100亿以下市值的股票——如果单独列出100亿以下涨幅居前的50个股票,其平均涨幅是全市场各个市值规模分组中最高的。但在平均数上,为数众多的小股票平均起来表现不佳。
如果从逻辑上归因“押大”的原因,天风证券策略分析师刘晨明的分析比较全面:
但更进一步说,投资者认可大公司,抱团大公司,同时市场上还有涨势十分惊人的小公司,其核心仍然是宽松的逻辑。第一是流动性过分充裕带来估值的整体上升;第二是基本面的结构性好转和整体不佳,使得投资者对于确定性的追求比以往更高。
这个框架也许能同时解释当前市场上一些看起来与传统的“买成长”相背离的不同现象,这包括:
到了年底,对于大部分学习型社区的参与者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和虎扑直男的“丁真困惑”类似。
后者的困惑是为什么寒窗苦读十多年,不如人家一张脸?而在大A学习型社区,很多人会有困惑:为什么这一年我先后研究了芯片、疫苗、数字货币等等,还不如人家一直买白酒?!
当然如果2020年持续持有光伏等行业,回报是有可能超越白酒的。核心在于白酒并不是今年好,是年年好。
从数字上看,中证白酒指数的2020全年涨幅一度超过120%,如果从3月份低点算起,一度接近180%,拉长到五年涨幅超过500%。
其中酱香型科技茅台涨幅略少;二线、清香型科技,涨幅更为惊人。
个人投资者中也有不少人抓住了白酒的机会,但就像雪球上一些投资保利协鑫获得回报的投资者一样,结果可能是对的,但归因可能完全错误。
从某种意义上说,将个人投资者出现失败归因为追涨杀跌过于刻板,更多的是信息和研究能力局限下导致的归因错误,使得投资经验无法累积,无法复制到其他品类。
这可能是一些固有的薄弱环节,比如:
2020不断刷新了A股学习型社区的认知,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在A股恰如其分。
比如,之前没有人见过估值100倍(TTM)的酱油,也没有见过90倍的食用油,以及60倍的白酒。
A股的价差回报来源无非可以归因成两类,一个是业绩提升,比如EPS每年都在涨;一类是估值提升。
高估值的一般逻辑是成长。但成长的逻辑显然没法后验地解释上述股票了。酱油和食用油,一年能上两位数增长已经很可观了。
很多老股民买了很多年的白酒,所依赖的分析框架无非是每年成长二三十,估值稳定二三十。
白酒暴涨过后,是进还是出?是市场看待白酒的模型不一样了,估值上台阶了?还是贴现率变化的影响?
大部分个人投资者对货币政策的拐点、趋势并不敏感,同时对宏观政策的长期影响更不敏感。
仍然用光伏当例子。
粗略看光伏行业从上到下有硅料、硅片、电池片、胶、玻璃、支架、组件、逆变器、电厂等环节,但同样是光伏概念,为什么有的涨幅大,有的小,有的波动特别大。这可能取决于产业布局、当前产业链的利润分配、议价能力等。
还有一种是,一类新的技术,比如保利协鑫的颗粒硅,到底算哪种程度的创新,有多大的影响,行业外的人士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市场是一个敏捷反应、反复检验的地方,个人投资者与机构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前者倾向于以股价循环论证,后者倾向于以基本面验证。
又比如周期股。景气周期来的时候,周期股的涨幅实在是诱人;但周期股又是坑个人投资者最多的地方。
很多周期股,比如有色、航运这种,都是脉冲式行情,而且两个脉冲之间相隔很远。
个人投资者买周期股整体看是一种性价比不高的策略。因为对产业的了解有限,往往不知道周期景气是何时从产业传导过来的,也不知道景气在什么时候结束。
所以比较安全的办法,还是只吃周期这条鱼的中间一段,少赚了,但避免被埋。
另一个问题是方法论。个人研究一个事物当然有很多局限,但不能因此以自身经验替代全量数据,比如你去看了一个线下门店,是不是就能做出一个判断?
个人投资者大部分情况下看到了n,但在推论f(n)=f(n+1)这一点上是存在困难的。如果想当然得出f(n)=f(n+1),多半会遇到问题。
但个人投资者是否应该自己投资呢?我个人觉得应该适当留一点资金自己投资,第一是对自身圈层以外的经济社会保持感知,第二也是一种不间断的认知训练,这种经验可以用在很多其它场合。
我这些年边投边学当中,觉得有一些可能是比较重要的:首先是认识到自己能力的边界,市场热点这么多,并不都是留给我的;第二,因此最好投自己比较了解或者熟悉的领域;第三,清晰地认识到个人认知的局限性,比如即使是自己熟悉的领域,稍长远的预测也不一定可靠。
]]>算上此前红极一时、现在也在崩溃边缘的共享办公,过去十年中新经济的一些典型企业都惨淡收场。
回过头来看,若干新经济行业崩溃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如果有的话,它可能是传统银行从业者最熟悉,最先预见到的一些特征。
事后人们已经能清晰的看到此类风险,他们归结起来有这么几个词:资金池/期限错配,杠杆。
资金池/期限错配虽然看起来很专业,但实际上非常常见。这有两个维度,一个层面是资金池混淆了资金收入和支出的一一对应关系,第二个层面是混淆了期限。因此,资金池和期限错配总是如影随形的。
典型的庞氏骗局就是资金池,当前投资者投资的钱,往往用于对付前期投资者的本息。
但并不是所有资金池业务都是骗局。银行的存贷业务就是最典型的资金池,这可能也是唯一合规的资金池形态。
居民在各类商场使用的储值卡、理发店大额储值等等,也都可以看作资金池,这一种非常古老的经营方式。
判断一个模式是不是资金池的标准非常简单:资金的交付和商品/服务的交付是否一一对应且同时完成。如果答案是否,那么这就可能是一个资金池业务。
在一度出现过 5000 多家企业的 P2P 领域中,有些资金池是明显的,有些则是隐蔽的。
那些显著的主要体现在其业务不能在信息流上实现一一对应,比如不能上银行存管等;那些隐性的则是信息流和资金流不能同时对应,即期限错配,在微观层面,资金的回流是通过资金归集实现的,而不是一一对应的。
隐性的资金池,往往标榜自己是一一对应的中介,但因为存在资金归集,实际上这类模式和借新还旧差不多,新业务产生的现金流,因资金归集可以不断覆盖老业务产生的坏账,遇到政策收紧,新业务的现金流跟不上,这是绝大部分 P2P 崩盘的主要原因。
蛋壳公寓并不从事投融资业务,它的资金池是如何形成的?这主要是商品/服务的交付与款项的交付并不一一对应。
贷款放款的同时,租房服务的交付刚刚开始,交付的时间往往长达一年。爆雷发生时,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对于租房和出租者而言,商品和资金的交付才完成一小部分。
电商在面向商户一端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即商户的货物已经交付了,但并不会同期交付款项,有可能账期从 3-12 个月不等。电商平台的应付款,其实也是一个资金池。
但此处不怎么受约束的原因,主要是人们一般认为商户具备充分的风险意识,它被认为是一种经营风险且可识别。从后果看,它也不具备涉众风险。
简单地说,“用别人的钱,做自己的生意”模式下,都存在资金池的风险。
如果将视角转向微众银行,为什么在蛋壳公寓暴雷中这家银行无法置身事外?
除了各方压力之外,关键一点在于其自身的不审慎。对于本身就经营资金池的银行来说,微众银行对蛋壳模式的资金池特性应该洞若观火;2018 年,深圳地方金融协会也发文提示过此类业务的风险,但微众这一业务仍然得以大规模展开,中间的合规和风控失控难以用失误来理解。
为什么银行得以合法经营资金池业务?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这类业务都置于强监管之下;从模式本身来说,最核心的还是强调资本金/准备金,强调控制杠杆比例。
主流的金融模式中,杠杆率很少会超过 10 倍。比如银行存贷业务中,存款准备金率一般维持在 10%以上,当前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是 13.5%,也就是说杠杆率仅 7 倍多;中小银行略宽松,也就是 8-9 倍的水平。
从资本金的角度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少不低于 8%,即要求这类机构有一定的自身实力,来覆盖可能出现的亏损。
即强监管下“空手套白狼”可以做,但注意倍数。
即便如此,监管也还需要制定很多救济措施,如生前遗嘱、存款保险等等,防止银行倒闭的风险外溢。
当然也可以从同样的角度理解,为什么街边理发店、水果店的储值卡出现问题不怎么受关注。第一是其天然杠杆率有限,第二是单个案例中涉及的金额和人数不会太大。
蛋壳公寓(也包括其它长租公寓)即使没有租金贷的问题,也是一个高风险业务。
零散的租房市场,价格达成一般是双向的,价格的波动由房东和租房者分摊。
但长租公寓的经营者,目前却是单边价格风险的承担者:与房东签约的价格高、期限长;而与租户的租约则随行就市。
因此在这种模式下,除垄断租房市场之外(这显然无法达成),规模越大,抗风险能力越差。这是这一模式一开始就具备的、无法扭转的风险。
长租公寓的模式要可行,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是经营者具备极高的资金实力,可以抗周期前行,但这必然意味着这种模式长期平均的 ROE 极低,愿意参与的主体极少;第二是经营者仅提供托管服务,不固定与房东和租客任何一方的价格,这可能意味着其毛利率天花板较低,但总归不失为一个长期业务。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传统行业中也十分常见,但这些行业中往往参与者极少,参与门槛极高。
比如海运行业,往往是公司的资产规模(船队)巨大,利润弹性巨大,十年的利润可能集中在一两年释放,其余的时间都在亏损。
资产弹性小,价格弹性大,在这些领域中要生存,从本质上看经营风险大于经营业务,赚的都是活下来的钱。
]]>我去找来看了一下,确实写得很详细密。
比起篇幅来,更值得钦佩的是基金经理对待持有人的态度。
以往基金经理在定期报告中,关于基金的策略、理念,投资方法,选股等等,往往几百字就带过了。其中还有一大半是描述宏观数据。
但景顺长城这个报告不一样,它包括这么几部分:
具体来说,基金经理着重论述自己的选股逻辑,以及为什么在这个逻辑下选出的股票和别的基金不一样,以及未来看好那些行业。
统计了一下,一共4200字。
这位基金经理是杨锐文,涉及的基金包括景顺长城优选、环保优势、创新成长、成长领航。
杨锐文的业绩不错,以时间较长的环保优势为例,2016年3月成立以来的收益是189.9%,年化差不多是35%的水平。
不过看了三季度持仓,我也能理解为什么基金经理会提到说:
有些投资者认为我们持仓比较少大家耳熟能详的公司,就觉得我们的持仓企业质量很一般。
看下图,最大比例是新能源(锂电、光伏等),但真的一个龙头公司都没有。但看业绩,这种策略看起来是有效的。
作为投资者我会对这样的基金经理高度关注,从宏观层面看,使用者众的方法和策略,要实现持续的阿尔法还是比较难的。
另外,我也觉得这种写法值得推广。
基金经理经常要在渠道和机构处路演,或者接受采访,这些内容往往都会提到。但对于众多的中小持有人来说,定期报告无疑是最方便,渗透率最高的一种方式,也是面向不同持有者实现对等披露的最好方式。
链接是“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全文:
]]>由于工作圈的关系,我的朋友圈里大部分是批驳马云发言的观点。
马云的发言当然不是毫无瑕疵的,但用对抗性的思路去看,和用学习的思路去看,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一、中国金融没有系统吗?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应该提一句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
马斯克做电动车的时候,发现电池怎么会这么贵呢?一般受过严格训练的工程师会说,因为各种原因,它就是这么贵。
但马斯克的思路是,电池由哪些原料构成,原料值多少钱,电池又值多少钱,中间有多少下降的空间。
如今人们都知道动力电池是以怎样的速度在改进,并使得廉价的电动车成为可能。
马云当然是“金融行业”的门外汉,但有些问题只有门外汉提得出来。
比如中国金融有没有系统?专业人士看来当然有,不管这个系统好不好用。我们有完备的债市、银行间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等等,我们也有完备的面向个人和企业的征信体系。如果我们按照狭义将发生借贷的记录称之为信用的话,我们也有完备的信用体系(因为没有借贷的不在体系之内)。
但如果广义地看,在国内的个人、大中小经济体与金融服务之间,在生产、生活轨迹不断向线上迁徙的背景下,现有的金融系统真的算有系统吗?
我们只有资金和资金分销商,应该只能算有渠道。我们旧的体系中,资金流和信息流都是“多级分销”的。但单从蚂蚁这个经济体看,它们有一个信息流集中,资金流分销但集中管控的“系统”。
二、银行的“当铺”思维。
如果纠结于传统金融有没有“当铺”思维,“当铺”思维有没有错,争论当然会很多。
但从发展的角度看,有些东西是难以忽视的。
首先仍然是上文说的生产生活轨迹向线上迁徙的大背景下,信息流和抵押物相比,在可获得性、成本上的差异。
很多传统金融人士说,马云所说的大数据,是只用在小额借款中,如果到大额借款,这种方式就低估了我们的造假能力,抵押物反倒是救济的最后手段。
其实这个批评性的解读正说明了问题。这种差异只是说明在透明度、成本(包括信息获取、反欺诈成本、造假成本)上,不同场景中可能存在差异。在全面在线化的情况下,信息流和大数据为什么不会是未来更有效的方式呢?
这中间的创新应该很多,一类是抵押物及其凭证的在线化,比如区块链,一类是以信息流和大数据独立展开评估。
很早以前,小松在自己的工程机械上都安装了发射器,因此编制了著名的小松指数,分析师信赖这一数据更胜统计局数据。但为什么到了信贷领域,却不认为技术会发挥更大的价值?
三,监管是宽松的还是过度的?
在大环境下过去的环境当然还是鼓励创新的。
但最近若干年,一些监管措施真的是出于防范风险的考虑吗?这一点当然会有不同解读。
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对余额宝的限制。余额宝规模很大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典型的零售型货币基金,对零售型货币基金作出过多的监管安排,这和专业人士对于流动性、系统重要性的认识真的是一致的吗?
另一个是对资产证券化的资本金约束。
众所周知,一家公司自己发债是依靠主体信用;借 10 亿银行贷款可能依靠主体信用,也可能需要抵押,抵押股权或者担保;
一家公司决定将资产拿出来证券化,设计 ABS 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为了摆脱前两者,转而依赖资产本身的质地。
从这个角度来说,对资产证券化的限制,差不多类似于为了预防老年痴呆症来给小朋友服药。
回到争议本身,其实新旧参与者正在不断“合流”。
过去若干年,最优秀的商业银行正在不断学习对手,不断拓展自己的方法论。新旧机构在获客、资金、风控甚至 IT 系统上的相互交叉也越来越多。
从聆听、学习而不是对抗的角度出发,外滩论坛会有更多的内容值得监管、企业、银行、新金融参与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探讨。
比如周小川行长说的就值得所有人思考:年轻人的负债率上升到底是不是好事?
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它很快就会越过到底有没有“系统”,到底是什么思维这些,成为横在所有参与者面前最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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