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精神起源可能是古希腊，但麦克唐纳认为现实的起源则来自以威尼斯共和国为代表的公债的发展。这一逻辑至少看上去是非常好理解的：债务关系倒逼君主或僭主让渡政治权利，最终催生了权力制衡的民主机制；而越来越大的公债持有人群体，进一步加固了民主的基础。

麦克唐纳的《债务与国家的崛起》仔细探讨了从威尼斯共和国一直到一战、二战及战后年代的公共债务的发展，从城邦共和国内部人持有，到外国投资者，再回到民族主义发端之后的大量个人持有，公共债务的不同的年代都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将公债视作捐献，比如抽奖债券，比如债务的提前赎回和重组，古代人在各种现实约束下能想出来的办法，完全不逊色于当代的金融创新。

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将公共债务视作一个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演变，它更多是评估政府汲取能力的一个指标。这样看也有两个层面来重新审视麦克唐纳叙述的公共债务的历史。

第一是汲取能力的演变。

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首先当然是税收。这可能是麦克唐纳在书中极少提及西方之外的原因。前现代的中国早熟地建立了一套财政汲取的赋税体系，因此本质上不存在发展公共债务的需求。

从西方公共债务的发展看，西方对税的厌恶是公债发展的基础。严格意义上向最广大的居民征收直接税，在法国可能是波旁王朝太阳王建立专制之后；“封建”这个原意之下，君主要么向贵族求助，要么从自己的地产中获得收入，要么举债。

最典型能展现财政汲取能力的是法国。波旁王朝的财政汲取能力，税收是其一，

但税收并不是东方的直接向家庭单位征收，而是古代印度、罗马时代的包税人相比也没有什么改进的制度，因此波旁王朝发明了一套卖官制度，相当于将特定资产的收益（税收）在当期变现，这个体系的问题不在于卖官鬻爵在道德上有多么败坏，而是它本质上是一种寅吃卯粮的“超前支出”设计。对这一设计进行修补的唯一方法，是君主（通过高等法院）不断地违约，通过没收的方式。

另一种汲取是债务。君主的债务或者威尼斯式的公共债务。

第三种则是货币，主要是不断地通过货币贬值来削弱债务的实际价值。这也不是一个近代现象，远迄罗马时代，在铸币中掺杂以收取铸币税，就成为一个流毒千年的手段。

可以说，现代的各种汲取手段，在前现代已经都发展起来了。只是不同的时代，税收、公债、货币的权重并不一样。

麦克唐纳写道：“有一点可以确定：社会无法在税收和开支水平（以及分配）方面达成共识，是战后时代最通常的赤字来源，而这一问题是没有借口可找的。这种情况下的赤字仅仅是社会政治僵局的财政表现。” 深以为然。

然而与金本位脱钩之后，终极的汲取手段还是操纵货币。原因是税收和公债，都受到了民主机制的制约。而以通胀的方式操纵货币，即无需付诸民主机制表决，也不像直接税或间接税那样影响民众感受。

大约可以下结论的是，现代社会无法避免债务的膨胀以及以货币的方式化解债务。没有人喜欢税收的同时，也没有人喜欢削减自己的福利。

从另一个层面看，我想借用明斯基的分类，可以将债务分成：对冲型债务、投机型债务、旁氏债务。以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能覆盖本息、仅能覆盖利息，以及不能覆盖利息区分。

当然，如果按照MMT的理解，现代主权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或者说大部分有本国居民持有的债务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法定货币只是一种借据。但实际经验是，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限制的确存在，并且引发了激烈的动荡。

从历史上看，欧洲公共债务的崩溃当中，有一些确实是汲取能力较差。同样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债务水平差异，可能是这种汲取能力差异的体现。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模式或者政府管理方式的变化，民族主义的助推同样重要。

但另一些时候，很多公共债务可能是一种旁氏债务，这可能是其崩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