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读中国历史，有一些事实和细节看上去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周边国家对中原王朝俯首。但跳出原有的视野，当代人才获得了诸如“东亚朝贡体系”这类对事实的重新梳理得出的体系。

在前现代，比如清末以前，中国的历史难以简单地类比于西方，比如今人同样称帝国，秦汉与罗马、波斯是以不同的秩序和原则组织起来的，而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华夏民族的起源。

旅日学者，神户大学教授王柯在《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也重述了一下根据甲骨文、秦简等新考古发现得到进一步确认的认知。

早期中国阶段，王柯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天下思想”形成于中国早期多民族社会的事实，而不是的反过来因为华夏先民有“天下思想”，才有多民族国家。

与许倬云“我者与他者”的观点类似，早期中国其实是“诸夏”与蛮夷戎狄共同构成的，没有后者，则也无法确认前者。从春秋时期诸侯国君取名当中的蛮夷戎狄字样看，早期蛮夷戎狄并不带有贬义，而是对异质生活方式的描述，比如取名为戎，言其勇武。

而且春秋时期，正是最早出现族群由蛮夷而华夏的阶段，比如楚国、吴国、越国最终成为华夏集团的一部分；春秋时代人们也认为存在由华夏而夷狄的可能，按照孔子的总结，核心在于“礼”。

这一点上，中国人倒是最早认识到，所谓“民族”并非以血缘构造，而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概念。

这与后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之“想象的共同体”的区别何在？春秋时期的共同体是数百年文化的渗透和浸润来实现的，如楚国，从熊渠自称蛮夷，到楚庄王问鼎称霸，历300年；而民族主义在西欧崛起，从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到德意志统一，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不到60年即告燎原。在如此急剧的变化期内，显然只有藉由或神话、或语言、或习俗、或宗教的想象，才能将原本的群体合成一个”民族“。

这一文化主义的解读，在作者看来也能较好的解释南北朝、辽之所以治中国的理由。

其实在这中间，还有一些更细节的解释也和文化主义、政治视角的解释很契合，比如典型的拓跋鲜卑、慕容鲜卑、宇文鲜卑的形成与分化，以及匈奴在汉以后的演变，穷其细节，相当明显地能看出，历史上的少数民族集团，实质也是基于政治的共同体而非血缘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神话中充斥着穿凿附会和荒诞不羁。

在漫长的历史中，“天下”思想代表的秩序在作者看来是“三重”的，汉唐以来的中国均可套入这一模型，即居于中心的华夏，居于边缘在仍在中国之内的“内属”，以及在中国之外的“外服“。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朝贡体系只是这一秩序在礼仪和贸易上的表现。

在这本书中，一直到明代的叙事还只是算对历史逻辑的重构，而从清代开始，书中的组织逻辑和观点就令熟读教科书的人大概意外，概因这一时期也是剧变的时期。

在关于清的描述中，第一个重点是异民族建立的朝代，往往坚持双重体制。这是说除了自认为华夏王朝，推行汉化之外，同时也保留自己的民族传统，而且往往在语言文字、官制、地域上做出隔离，比如辽代的南北院制，元的二都与四时奈钵，清代的藩部以及封关，虽然趋势往往是华夏化，但这些从外部进入中国的统治阶层仍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第二个重点是，作者认为，清代的这种民族隔离（主要是藩部制度造成的蒙藏回无法形成共同体意识），是后来各种问题的起点，反之改土归流则是非常好的措施。

最后关于孙中山以及新中国民族政策的由来，也做了很好的梳理和剖析。在梳理孙中山的民族观念时，人们能看到一些思想跨越时空的呼应，比如孙中山非常推崇美利坚民族的融合方式，而他的国族思想，他晚期的文稿，其核心思路几乎可以说原封不动地，又出现在亨廷顿对何谓美国人的阐述中。

但这些问题都是非常敏感的，涉及利益的，本位的问题，争论至今仍未完全消失。因此有人赞扬其对夷夏之辩的动态分析以及对非汉民族贡献的强调；但同样也有人称其过度着重于”汉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当然还有一些读者会对个别细节气愤异常，比如王柯认为三代的”天“，和草原部落的”腾格里“发音接近，有可能天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外来带入的。

但这并非异说。除了古人称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外，如今考古也能确证商人最早是游牧部族而非农耕部族，西王母的传说则早被吕思勉认为华夏先民最早是从”昆仑“（中亚）迁徙而来；当代基因组分析则显示出，当今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由两个方向迁入中国，一路从中亚进入中原，一路由南亚、东南亚沿海进入华南，前者大概是华夏先民的祖先，后者可能是春秋之后融入华夏的蛮、越与如今南岛语系诸多民族的祖先。

这样看来早期华夏部落与草原部落有共同的萨满信仰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