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历史书中的重要人物，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时务报，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等，他们要么出现在历史教材中，要么出现在语文教材中。但从评价来说，梁启超似乎是一位被低估的思想家。

如果我们认为历史是演化的，并且认为物质和意识虽然不可分，但仍能看出其独立的演化脉络，那么梁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可能就更加重要了。

这样说并不是历史研究者的虚文矫饰。人们从两个观念在如今中国人心中所占据的重要性即能够看出这一点。

第一是何谓中华民族以及何谓民族国家。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最初的口号是传统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但这并不是他一人之观念，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蔚为大观的主流观念之一。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虽然杂糅了众人之功，但梁氏作为1890—1907年之间绝对的思想领袖，对此观念的形成贡献最大。这种思想来源其一是康梁曾作为维新保皇的一员，也因为其传统知识分子的背景，无论是儒家的文化主义认同、大同理念，还是大乘佛教思想底蕴，都为反对狭隘的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建立“中华民族”之观念贡献极大。

第二，自晚清以降，中国人对西方冲击的应对中，吸收了不少西方的思想。但为什么从清季至今，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甚至某种集体意义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直是中国接受程度最高的思想？

从宏观的角度看，这当然可以理解成“救亡图存”、“自强”是这个历史阶段最能攫住人心的议题，但在此过程中，因”自强“之议题，将集体置于个体之上的逻辑，阐述得最为清晰，影响力最大的，也是梁氏。

梁氏之观念可以粗略看作两个阶段，其一是沿着康的路线，扩大并提倡所谓”经世“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将传统和西方思想，可能主要是西方政治思想，去芜存菁，重新构建国民以及共同体的阶段。

但虽然梁言必称自由、权利，但他所言者，与今所言者并不同。梁曾远游美国，甚至与老罗斯福也有当面交流，但他对美式民主是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按本书作者张灏先生言，梁氏之自由、权利，并非英美所言之自由与权利，他的自由是指政治参与之自由，而无不参与之自由；他所言之权利，是集体之权利高于个人之权利。这一点颇与贡斯当所言《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相同，古言之者雅典之自由，今言之者盎格鲁-撒克逊之自由。

而梁这一论述之背景，毫无疑问是以“自强”为要务，以如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要务。到此处，大部分人应能理解，这一观念仍然是如今中国人看待很多问题的方式，也是中国人所隐含的“种族歧视”的主要来源，虽少见于个体，但常见于群体。

理解了这一点，也更能理清今日中国之由来。

许成钢在外有一书研中国之制度，袭科尔奈、马斯金之源流分析中国机制的起源，其一是帝制中国的传统，其二是苏俄的传统。以成形的组织和制度论，似乎是如此，但因思想来源而论，一是帝制中国之儒法传统，一是苏俄之列宁主义传统，第三点，甚至是更强大的一点，可能是清季以来转折阶段中西融合的新思潮，杂糅了儒家之立身，古典之自由与权利，社会达尔文思想等源流。

至今，如果我们细数思想底色中的儒法因素，剔除仅存于组织和控制中的苏俄传统，这种新思潮的比例之大，便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