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聚焦于同样的主题，但经济史和发展理论似乎与经典经济学完全不一样。我想很多会有类似的感受。

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似乎也无法弥合——他认为可能也无须弥合其中的鸿沟。这和近百年来的历史相映成趣，虽然经典经济学理论非常好的解释了西方经济，但当人们意图用这一理论推导的策略去发展或者重建一个国家的经济时，却往往不如人意。

这种不如人意无论是在非洲，拉美还是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诺思认为，这表明我们对制度与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

如果着力于完整地解释经济增长，就需要解释变迁，这就会遇到基于一般均衡分析这一静态模型上建立起来的经典经济学解释力不足的情况。

诺思提出了一种新的框架，即以“适应性效率”为枢纽，人类社会的经济绩效差异是环境、信念、行为、制度不断互动的产物，是一个非线性的、非各态历经的过程。

也就是说，在思考经济增长、变迁时，应该将制度、信念（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当做内生变量，而不是固定的背景条件。或者反过来说，西方经济的长时间增长，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济增长是内生于整个系统的，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如此，警长可能并不会出现，甚至可能会衰退。适应性效率——描述美国和西欧那种类型的效率，需要一组能够快速适应冲击、扰动、普遍不确定性的制度矩阵。

而且这一制度矩阵是以非正式约束所形成的信念为基础的。

这一框架看起来好理解，但实际上本书并不好度。在开始，诺思简要接受了人口、知识存量、制度及其互动是整个框架的基石，但核心其实在制度上，但制度的形成和演进，有涉及到认知科学、政治的、历史的、演化论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诺思甚至会将物理学中的“各态历经”借用到此处。此外，他也非常喜欢引用曼瑟·奥尔森。

这个基于“制度”（制度被诺思扩展成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的集合，后者甚至更重要一些）的理论看上去是一个非线性的动量体系，但从诺思提到的路径依赖和“非各态历经”这些观点看，其实诺思的经济变迁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演化树，前面两个观点就是典型的演化论中会出现的特征。

读者可能会被这种门槛吓到，但实际上只要对这些学说有一些初步的理解，就能进一步理解诺思的想法。

其实抛开这种复杂的、基于很多前人工作的论证，诺思提出的想法在经过若干年传播之后，在如今已经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理论。很多人会意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以简单、教条的方式去理解，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重演”，这就会迫使人们从系统的、非线性的角度去思考经济变迁，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重建经济的失败更加深了这一思考。诺思的思考在这一领域中是前瞻、严密、富有启发的。

不过，回到前面的问题，虽然诺思认为一般均衡分析无法回答经济变迁问题，但似乎没有希望建立一个动态模型。或者说演化的、非线性的过程无法清晰地用数学模型来分析。

也许有人这样尝试过，比如图尔钦的历史动力学，但似乎并不是一个类似于均衡分析一样普适工具。

此外，在后半部分，诺思将其框架用于实证检验，谈到了不少国家的案例。不过其中令人最为影响深刻的，毫无疑问是他对苏联解体的描述——他认为苏联是一个理解经济变迁的最佳案例。他在描述苏联崩溃时这样说：

最后，在政策改革的有效性取决于一致的制度回应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全体背叛，苏联体系的支柱倒塌了。实际上，苏联制度的崩溃就像一个巨型的银行挤兑，在官僚机构的大门永久关闭之前，地方官员蜂拥着去索要资产。正如银行挤兑那样，失去对制度的信心使制度终结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一观点与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的视角迥异，但从亲历者、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在书中描述的苏联解体看，这一总结又无比契合解体这一事实。

对于那些对发展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诺思这本书的价值无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