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阅读关于美国的文本越多，越能觉察其“独特”。

贸易保护

美国学者在描述日本的历史时说，被视为日本经典文化符号的东西，大部分是在明治时期塑造的，时间并不久远。
如果深入探索美国的历史，读者可能会有类似的发现：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习以为常的那些美国观念或者“共识”，很多是1930年以来的产物。

其中伴随着美国影响力一路扩展的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小罗斯福当政之前，美国应税商品的关税税率一度超过50%。“自由贸易”，或者反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历史，如果追寻其起点可能得从小罗斯福时期算起（《贸易的冲突》）。
一战为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美国人利用摇摇欲坠的全球金本位，以及巨大产能，取英帝国而代之（《关闭华尔街》），建立了自己在金融上的优势；但在此期间，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保护国。贸易保护的历史则更久远，可以追溯到现代共和党的起源。

在此之前，美国人信奉关税应该用来保护国内制造业，保护的工人工资。围绕关税的争论并不是在于高关税是否正确，而是关税在保护国内产业时，如何不伤害出口导向的南方经济，即保护的代价和回报是否公平。

从“新政”时代开始，行政部门逐渐开始取代国会在贸易政策中占据主导地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执掌行政部门，愿意从全局考虑关税。另一大原因是战争的催化，这个时代的人们开始认同：孤立主义有害，贸易带来和平，贸易壁垒带来战争。

但这一切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向自由贸易的转变一方面有巨大产能的配合。美国的产能在两次大战中完好无损。1950年，美国的制造业产能占全球40%的份额，这是一个迄今为止未被突破的高峰。

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战争以及随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贸易因此服务于外交和国家安全。从行政上看，很长一段时间贸易政策变成了国务院事务，一直到1974年。两次世界战争导致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名誉扫地，这扫清了转变可能会遇到的政治阻碍。

但在70多年过后，在美国获得的自由贸易红利不再那么显著之后，保护主义重新占据绝对主导——一个迹象是，如今大部分人不再认为“自由贸易”是一个好词。

比如他们认为推动贸易转变的罗斯福政府国务卿赫尔是个傻瓜，认为从来没有过自由贸易（《No trade is free》）。

中产阶级的诞生

今天人们理解的中产阶级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它的“外延”非常美国。

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到过城邦的“中间阶层”，那是一个有不少财富，但又不是最富裕的那群人。

但正如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亚里士多德的“人”都是政治（城邦）的动物，城邦只有公共生活的自由，没有私人生活的自由。因此如果从现代意义上理解，这个群体更适合的称呼是执政集团的多数群体。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欧洲，“中产阶级”一般则是指工商业经营者、资本家。从人群的区分来定义，他们远远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持有财富前10%以内的人口。

社会结构如何能成为纺锤形，当代语境下的“中产阶级”是如何被创造的？

技术进步并不是完备解。工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盈余，并没有创造中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还要叠一些别的buff，才能实现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创造。

如果以美国蓝领（比如汽车工人、钢铁工人）的崛起为代表考察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崛起，人们可能会得出两个结论：

• 第一，大量的“中产阶级”形成需要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左转。

这涉及对与“个人权利”相对的“社会权利”的承认，包括对强势工会的认可。这是劳动在分配占比中提升的基础。
在美国这体现为“新政”之后的强势工会，在20世纪欧洲，则普遍表现为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兴起。

• 第二，“中产阶级”壮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状态”还是“特例”？

这不是指资本主义在上世纪的左转是一个特例。问题是，“社会权利”，或者说罗斯福所说的“免于匮乏的自由”，在无限的市场中是不是经济的？

比如强势工会明显是导致钢铁行业失去竞争力，并阻碍其技术选择的最大因素。（《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如今，对社会政策、环保政策等的选择，明显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优势”，其外部性有时候并不被很多采纳这些选择的国家所承认。

从亚里士德多开始，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都认为，一个稳固、健康，有道德的中间阶层，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对此人们的思索很多，比如最近两年我读到过的巴林顿·摩尔、亨廷顿、福山、赵鼎新等等，他们都深入思索了这个中间阶层如何参与、构建、分享社会和政治权利，确立合法性的基础。

但问题在于，这个“中间阶层”并不会自然而然的诞生。

Frontier，思想力量的演变

“一群愚蠢的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描述保守派是这样说。阅读美国的历史，人们可能难以抑制给美国历史上的人物给出类似的定义。

但这可能恰是演化的奇怪之处。

美国，不止是信徒眼中的山巅之城，也不只是托克维尔视野中笛卡尔式的国家，更不只是洋溢着马克思韦伯笔下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

现实的早期美国比这粗粝得多。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讽刺道：美利坚合众国居然是由知识分子建立的，这一点颇为讽刺。“因为在我们绝大部分的政治历史中，知识分子多半是局外人、仆人或替罪羊。”（《美国的反智主义》）
美国的活力正因其复杂，复杂不断孕育出纠错的机会。在这些复杂中，一些历史学家（特纳）总结出贯穿历史的线索，Frontier（边疆）即是其中最显著的一条（《美国神话的终结：从自由扩张到特朗普边境墙》）。按照书中的说法，这个奇特的世界观意味着美国人观念中，世界是一个“无限”的游戏，因为“边疆”在不断外拓展。

与这种观念对应的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社会矛盾激化时，解决方案一般需要某种程度妥协，即让渡个人权利，尊重“社会权利”。但在美国方案中，很长时间这不是一个备选项。美国通过向外拓展来争取生存空间，保全个人权利，而不是相反。

广袤的美洲提供了这样一个实验场，这对原住民当然是一场灾难。但实验对殖民地居民来说非常成功。

一些经济学家说，战后形成的发展经济学观念无法套用到美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从立国开始，就一直是一个“高工资”国家，没有低工资阶段，没有过马尔萨斯陷阱。

与西进的农夫、匪徒相比，“边疆”这个概念本身却是由知识分子塑造的。或者说，信仰，本身是由人群当中很少的一部分人塑造的。在美国这逐渐成为这一种产业，一种非常制度化的表达方式（《思想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分子及财阀如何改变思想市场》）。

但如果要做一个区分，思想的扩散过程中，起核心作用的一部分是“知识分子”，即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提到的作为“局外人、仆人或替罪羊”的知识分子；而另一些则是“思想领袖”。

这一区分并不是职业上的区分，甚至不是行为上的区别，而是思维和观念的不同。知识分子与思想领袖，前者充满怀疑，后者绝对自信；前者从理性出发，后者则从“魅力”（Charisma）出发。

从这一点看，昆西·亚当斯是知识分子，而杰克逊则是思想领袖；弗里德曼是知识分子，里根则是思想领袖，川总毫无疑问也是后者。

二战之后，虽然保守派和自由派都有自己的智库，传播自己的观点和学说。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自由派没有前述意义上的“思想领袖”，而保守派则层出不穷。

涉及书籍：
《思想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分子及财阀如何改变思想市场》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美国神话的终结：从自由扩张到特朗普边境墙》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关闭华尔街》
《无地可依：后工业时代芝加哥的家庭与阶级》
《钢的城：美国锈带兴衰史》
《No Trade Is Free》
《贸易的冲突》
《美国的反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