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进步：技术与繁荣的千年斗争》是由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合著的一本探讨技术进步与社会繁荣之间复杂关系的著作。其核心的观点其实更接近于当前科技大佬们的观点：技术是中性的。但在本书的观点中，”中性“是指，技术发展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带来很坏的结果，之所以我们觉得过去技术进步带来了福祉，那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历史地看，这当然是真的，甚至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技术的闪现远远早于西方，但技术没有得到应用，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可以岔开去说一句的是，经济的发展并非是马克思式的，希克斯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于历史上的真实样貌，即”规模经济“可以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包括令人咋舌的技术，但这并不依赖于亚当斯密式的分工，也可能是发祥于埃及式中央集权的宫廷。

一直到工业革命之前，这种选择仍然起到了重大作用。比女王曾经禁止自动织袜机，因为这会伤害织袜工，但这很快成为历史的遗迹，当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登上舞台之后，统治者就不再站在人，而是站在机器一边了。

在此我们可以陈述一些之前提到过的观点，这在其它关于技术和工业发展的书籍中都有体现：农业革命之初恶化了大多数人的健康状态；工业革命的发展并未均等惠及所有人，它加剧了其后2-3代劳动者的困境……如果以1980年以前的经验看，技术的方向或者技术的使用被遏制，主要依赖于劳动者集中起来提出诉求。也就是说调整技术发展的方向，其思路是政治性的，是一种社会选择。

这正是本书要提出的主要观点。在AI与自动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作者认为这已经导向了一个并不好的结果，贫富分化、两极分化、社会撕裂……调整的方法也和以往一样，是一种社会选择。

作者认为，这首先要重建叙事，即改变目前对技术的盲信；然后进行社会动员，然后落地实施新的规则。

但仔细想想，这写看法也许有道理，但也许并不是确凿无误的。

以自动化的进展为例。自动化浪潮是可以逆转的吗？很难。对于自动化趋势，不妨回到原点问两个问题：愿不愿？能不能？

人们愿不愿意采取自动化？首先资本家是愿意的。这有两个巨大的不能忽视的原因，第一确实是人的边际效率提升成本巨大，而技术或者机器则没有这个问题。单位投入的技术带来的产出在快速提高。第二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各种刺激都是以利润为导向，而不是以人为导向的。

以税制为例，资本税率普遍降低（所得税一般不高于25%，还有各种抵扣和摊销），而劳动税率则在美国的平均水平是25%，中国是40%以上（指企业为雇员支出的实际成本）。

也就是说在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的边界内，整个激励机制近百年来一直是激励往资本方向投入的。这也是为什么自动化技术会在20世纪以来得到持续的投入，得到长足的发展。

其次，从劳动者的角度看，自动化也不是全无好处的。当代人难以想象数十年前工作的辛苦和厌恶程度，比如没有钢铁工人喜欢待在炙热的环境下，没有电子厂工人喜欢日复一日重复的环境。发展辅助人工的技术当然是一个方向，但和上面分析的类似，问题出在人身上。辅助技术的效率改进和上限，恐怕不如自动化。

第二个问题是能不能？技术能不能替代人力？在当前节点上，很难说在哪个领域，我们能绝对地说“不能”。人的效率提升边际成本很高，这是人的肢体和大脑的物理结构决定了的；而机器的效率提升，目前看不到这种阻碍。

其实，就连第一个问题也难以逆转。因为即使要改变激励和监管，在决策上全球并不是一体的。不管是在技术发展，还是在税制，还是在劳工保护上，”逐底竞争”使得没有国家能单独逆转趋势。

更长远的看，自开启工业革命以来的，或者说自拥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获得政治主导权，并展现出巨大的生产力之后，机器替代人工的历史潮流就开启了。如果认为珍妮纺纱机的替代水平是1%。那如今AI的替代水平可能是70%。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驱动力决定的。

但这种生产方式是错的吗？可能也并不是。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如此巨大的生产力爆发？本质上利润的差异化分配程度，可以视作对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技术创新如今主要发生在贫富差异最大的两个国家。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改变深藏于人们心中对于增长的渴求。以我的观点看，本书作者的策略，可能中长期看大部分都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不利。

本书的作者对在西欧、硅谷流行的UBI（全民基本收入）观点不屑一顾，认为让技术辅助人工才是方向，而不是给所有人UBI。

但我总感觉，事情的发展未必能复用过去的经验。如今人们可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临界点上，就是人类中90%（可能是99%）的人可能在物质与精神创造中不再起作用——可能是99%的时间不在起作用——也可能是99%不起作用，但剩下的1%是随机和变动的——这种情况下，需要重塑的不只是如何看待公平、正义等问题，还有如何看待工作、人性的需求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