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宏观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教授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之一。《世界经济千年史》是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公元1000年以来人类长期经济增长加以计量考察的作品，篇幅不长，但影响很大。

本书有着细密的数据和表格（及来源阐述）。这些数据和表格展现了公元1000年以来全球——包括欧洲、亚洲、美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及变化。从数据可得性来说，欧洲、东亚（尤其是日本），以及随后的北美的数据是稍好的，但整体来说涉及时间越早，推算成分越大。

也因此，这些数据刻画一方面会刷新人们对传统观点的看法，一方面也会引发巨大争议。比如以下三个问题：

• 西欧是什么时候开始处于领先的？是工业革命开始，还是更早？
• 东亚（中国和日本）和西欧的比较，双方的经济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什么水平？
•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最快的时间段是1950-1973年（而不是1973年至今），这凸显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1973年之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分道扬镳？

第一个问题的传统回答是工业革命之后。但麦迪森认为，如果从增长率看，应该从1000年左右算起，从绝对值看，应该从1300年左右起。这是之前大部分学者未能溯及的时间。到了17世纪，西欧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优势。

这一观点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它事关殖民主义在西欧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果按照麦迪森的统计，虽然他不否认殖民主义对西欧经济的影响，但这显然会导致其影响比在传统叙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叙事中要小很多。

第二个问题可能中国读者的关注度更高，即中西比较。在这个问题上，麦迪森认为不少欧美学者受到了中国情结的影响。按照麦迪森的推算，以人均看，中国在宋朝领先于西欧，但在1300年左右就和西欧相差无几了，随后的时间会持续落后于荷兰、英格兰、法国等。他认为彭慕兰等人对中国的估计过于乐观。

当然这并不能完全否定彭慕兰等在大分流中的工作。麦迪森也认为，从总GDP，以及GDP全球份额占比看，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比全球其余部分加起来还高，这主要是人口数量差异。而彭慕兰的分析并不是将中国做为一个整体，而是着力比较特定时段的长三角与英格兰，并认为其相差无几。

但麦迪森的数据会引发两个增长方面的思考。首先是，人均GDP的变化显示中国和西欧的分流已经早至1300年，同在马尔萨斯约束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与此相关的是，如何看待贸易尤其是长程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从朱棣之后，明清的锁国思路从头到尾都不具备什么正面价值。

第三个问题更贴近当下。它凸出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是新技术革命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信息技术是否如其追捧者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作用？是滞后了，还是根本不如电气革命？很多经济学家——最知名的包括索洛——都对此发表过意见。不管采用何种解释，数据中的体现确实不明显。

第二则是关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效果。如果按照麦迪森的看法，西欧在1973年之后的低增长和高失业（将西欧和美国对比），多少有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除了铸币税差异之外，西欧不再将就业当成最主要的政策目标，以及认为不干预经济就能达到均衡（外在体现出长期持续的紧缩取向），可能是欧美增长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又让人联想到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判断：这个国家的人不读笛卡尔，却遵循笛卡尔的学说行事。

虽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但美国在政策层面从来没有放弃过凯恩斯路线，鼓吹是一回事，但实行是另一回事。从这个角度，有保守派在纽约时报上说，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中国，看起来作者还不如托克维尔了解这个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