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2024）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欧逸文2005-2013年在北京为纽约客等媒体工作，我的媒体生涯刚好也是2005-2013年，2014年去了一家机构。这本出版于2014年的书描述的故事，大部分读来都非常熟悉。有很多熟悉的人物，能够写在纸上的包括林毅夫、韩寒、胡舒立等等，还有更多无法写在纸上。
10年之后读起来，读者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原来他曾经是那样的人……一种强烈的物是人非的感觉会涌上你的心头。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因其不妥协的性情，成为一代人心灵投射的对象。
与个体命运、政治丑闻、各种公共事件关联到一起的，还有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大众情绪。人们力求改变，朝气蓬勃，乐向上的情绪感染了所有人，包括美国人——比如欧逸文，以及去年提到过的保尔森，他的Deal with China也完成于2014年——在那个时间点上都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某种乐观的态度。
如果你能找到这本书，建议重温一遍2005-2013。
《犹太人与犹太教（牛津通识读本）》
一本通识小册子。牛津通识系列的小册子大部分是由该领域中的名家撰写的。因此这类书一方面相当简洁，另一方面其实对当前研究进行了大量简要和中性的提炼，如果在有了一些基础之后再看这类小册子，得到一个对过往知识相对清晰的梳理。犹太人和犹太教这本小册子是英国犹太裔教授撰写的，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源流、犹太群体思想变迁、当今的主要宗派等都有相对客观和简略的描述。
《猜测与偏见：何帆阅读笔记》
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何帆的读书笔记，内容五花八门。大部分读者的阅读面可能不会有何帆这么广泛，一个读者一年的阅读30本书可能已经是极少数了（2023年人均8.15本，30本至少在两个标准差之外），因此“职业选手”则一般会有百余本，因此会拥有更广泛的视野。“按图索骥”是这类笔记最佳的使用方法。
如果单从文章内容看，这些文章都是早先发表在各个平台的专栏文章，受限于场景、例题，对相关的主题都是点到即止，本书中呈现的内容并不能完成展现其阅读的精髓。当然这类随笔作品如果能成为读者进一步阅读的引子，就非常成功了。
《狂热分子：码头工人哲学家的沉思录》
埃里克·霍弗这本书在中国的名气稍逊于《乌合之众》，它从个体的感受——主要是失意者为什么会被群众运动吸引出发，分析了在引导、发动、夺取群众运动主导权等过程中各色人等的作用，讨论了群众运动、革命、极端主义等主题。于作者所处的时代而言，这包括对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各色宗教甚至犹太复国主义等等的探讨。
《狂热分子》看待群众运动的视角略好于《乌合之众》，后者肯定算是保守的、全然精英主义的，而前者看待群众运动略中性一点——但也仅仅是好一点：全书其实隐含群众运动是“病态”而非“常态”的观念。绵延的群众运动对于未进入现代的国家进行社会变革有所助益，但不能及时终止的群众运动往往会带来灾难。
与《乌合之众》相比，《狂热分子》带给读者的愉悦感更强，这主要是行文风格带来的。虽然这两本书如今都被认为是社会学的重要作品，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完全经验式的。其中很多直觉式的论断，让读者每每生出击节赞叹的感受，但如果严格地考察，很难说这些论断经过充分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带来的更多是启发而非结论。
但这些内容的确很有阅读上的快感，试举一例，比如他说到：
“优越感可以抵消模仿心理。如果当初移民来美的数百万人都是优越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都是本国精英—一那就不会有一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而只会有一个由五花八门语言群和文化群凑的大杂烩。正因为大部分移民都是最贫贼的人，在本国是受鄙夷和排斥者，这极其异质的数百万人才能融合得那么彻底和那么快。他前来这里，就是热望可以抛弃旧身份，重生为新生命。他们自然而地拥有一种模仿与适应新事物的无边能力。美国这个新国家的陌生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是排拒，反而是一种吸引力。他们渴望有一个新份和一种新生活—一新世界的陌生性愈强就愈合他们的意。对非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英语的陌生性大概是另一种吸引力。必须从头学另一种语言让他们的重生幻觉更形逼真。”
当我读到维也纳学派成员在美国的生活经历时，这一论断迸发出熠熠光辉。维也纳学派学者的经验可以完美的嵌入这段分析中。这样的论述在书中比比皆是。这可能也是基于经验写作的优势之一，基于经验虽然难成体系，但常常在各处得到复现。
埃里克·霍弗对失意者寻求摆脱“现在”、寻求救赎的解读，更多是对社会运动参与者情绪、心理上的分析。这类分析启发了很多社会学家，但在之后的社会学研究中，这仅仅作为众多因子中的一个，比如作为“剥夺感”，或者“相对剥夺感“，被社会运动研究者继承了下来。
但回到本书，就此类主题而言，也许再也不会有人以埃里克·霍弗这种方式来写作了，就像不会有哲学家以维特根斯坦的方式来写作一样。因此纯粹阅读乐趣也是本书显著的价值之一。
《古代中国文化讲义》
“古代就是外国”，“只知其一，等于无知”。了解古代中国的意义在于增进对当下的理解。葛兆光在本书中概述了古代中国文化中最显性，以及最底层的一些概念和特征。
以我从本书以及此类书籍中获得的理解来看，最核心、最底层的一些内容，大概是以下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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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观或者认知论的角度看，是“天人感应”，阴阳五行、风水等等无疑都是这一内核基础上的延伸；当这种“天人感应”中，又有着对“天”的崇敬，因此本质上，我们文化的内核并不鼓励去研究“天”，中国文化在探求“知其所以然”的时候，往往缺乏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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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伦理的角度，是家庭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延展：“礼”、尊卑、等级、秩序都基于家庭关系的同构，最终在儒学中得到系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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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的角度看，是“天命”，这和儒学一起成为中国朝代循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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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宗教的角度看，是实用主义，是三教合流。和以上几点结合起来，中国的宗教缺乏对超验问题的探讨，难以脱离具体生活培育理性与思辨。
维特根斯坦的角度是一个参考，语言和思维都是实践的产物，是群体的、公开的实践。因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历代王朝的实践有加强了语言和思想中的上述特征。
西欧大多数语言的源头都是拉丁文，但如今这些“方言”都各自有了自己的体系；但汉字却没有出现如此变化，这可能一方面是汉字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实践的影响。在政治和战争方面过于“早熟”，导致实践缺乏多样性，代价是在思想方面的停滞不前。
葛兆光教授无疑是大家，古代文化的点滴娓娓道来。但正如他自己的书中提到的，只知其一会限制研究者的视野。我对葛老师观点的保留，主要是他对中医、阴阳五行等传统文化的看法上，虽然总体上他是推崇科学的，但他认为，中医及阴阳五行等是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上生长出来的，用科学解释当然会发现很多问题，但是否没有价值呢？（包括为什么管用呢？）
这个反问，其实体现出了很多学者对传统文化中与科学抵牾的一部分的看法，甚至有的人认为“科学”这一认知的框架也未必是永久的框架。这有很类似于本书中提到的古代学者对风水的看法类似，虽然儒学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风水是无稽之谈，但也有很多大学者觉得有道理，最终的态度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此我并不是想断言“科学”的认知框架就是“永恒”的，但我想举一个例子，托勒密的地心说统治西方的千余年中，其体系随着观测的进步而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不断裱糊、“修补”的复杂体系，面对不断出现的新事实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开普勒也曾经设想过正多面体的宇宙，其复杂程度不亚于修补的地心说，但最终，更符合事实的，更简洁的框架代替了原有的框架。
现在还会有人认为“地心说”对当代的人们有什么价值吗？
本质上，我认为学者（而不是民众）对某些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此类似，它是我们文化中拒绝修正、拒绝去看“大自然明显的事实”的那一部分因子在起作用。
《舆论》
2004-2005年左右我在新闻学的自学过程中接触过李普曼在《舆论》（Public Opinion）中提出的一些概念和观点，没想到真正读完全文已经是20年之后了。
大部分学过新闻传播的人都知道“刻板印象”这个概念，这些分析是李普曼展开后续论述的基础。这些论述当然包括“新闻”、“媒体”等等，但更多的内容，其实是关于民主、民主社会的运作、以及与民主相关的情报工作如何展开等等。
在别处我也提到过，这本1922年出版的书籍强大之处远远超出它的时代。比如“刻板印象”、“拟态环境”这些概念是李普曼立足于当时环境构造出来关于人类理解世界的一些基础性假设，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概念仍未过时。
这不只是说它在传播学、社会学领域未过时，当代脑科学领域的发现也为李普曼这些基础性概念提供了支撑，比如我们接受外部信号的过程本质上类似于插值模拟，这已经经由严格的实验验证。而更早、一些更流行的方法或者概念，比如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中的大部分假设，已经无法兼容于日新月异科学进展。不得不说李普曼洞察人类一些核心的认知模式这一点，令人无比惊叹。
从这些基础分析出发，李普曼在《舆论》中想找到的——仍展现出其一贯的精英主义态度——是对民主社会如何有效运行的一些方法和解释。与20世纪上半叶的进步主义不同，李普曼对理想的民主假设不太认同，他认为脱离了小型社区，人们一方面很难对公共事务灌注热情，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想，也无法脱离自身狭隘的经验对他们无法理解的公共议题给出任何有价值的参与建议。
这也算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以民主起源著称的古代希腊，其民主鼎盛时期的参与者确实和现代的社区相差仿佛，即使最知名的雅典，其民主鼎盛时期有权参与的人最多不过一两万人（市民、成年男子）。
李普曼对民主没有负面的评价，但他显然认为，“人人参与”的民主显然不是进步主义设想的那种理想状态，不是古希腊的状态，也非启蒙思想家认为的那么美好。然而美国作为“民主”社会的典范确实在运行着，李普曼深入分析了这种民主运行的方式，公众意见如何形成并影响政治，以及在其中作为枢纽之一的新闻媒体是如何运行的。
如果仔细看媒体的部分，人们不难发现虽然如今的媒体在能力（获取信息的广度和效率上）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李普曼1922年提出的一些观点可能仍然在起作用。
比如李普曼提到：
“新闻媒体既不像辛克莱先生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行径恶劣、老奸巨猾，也不像民主理论所声称的那样牢不可破、固若金汤。它太脆弱了，实在无法肩负起捍卫人民主权的重担，亦不能自发提供民主主义所想象的那种浑然天成的真相。如果我们一心期待新闻媒体能够提供这种真相，那显然就犯了方向性错误。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先天局限性以及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高估了自己的忍耐力、公德心和各方面的能力。我们错误地认为，这个世界上始终存在着某种毫无利益诉求的真相，而我们尚未能从自己的品位出发、通过实实在在的分析将其发掘出来。”
这些从人性本身出发的论断仍然有持久的生命力。
李普曼也认为，如果出现大幅偏离一家媒体核心受众刻板印象的事实，这时候一家媒体最可能的方法要么是视而不见，要么就是冷淡处理。这一情形仍然广泛存在于当今的东西方媒体之中。
当然，也有一些论断正在发生改变，比如李普曼认为，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媒体只会报道有重大节点之后的事情，比如一个交易商只有在破产登记之后才会登上新闻，但他的商业伙伴可能很早之前就知道他财务状况不佳了，但没有走到最后一步，就不会成为新闻。这一方面是少量的新闻人与海量事实的强烈对比（以至于记者只能蹲守重要的新闻出口）；另一方面真实性需要成本最低，最简洁的确证。
但毫无疑问，移动互联网正在带来改变，新闻已经延伸到了事物未经“官方”（政府部门、登记机构、当事方、法院，或者各种机构的形式文本）确认之前；或者说原来属于“小道消息”的流言蜚语，现在从传播范围看，已经变得和“新闻”同等重要了。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美国，李普曼也未能成为学院派认定的新闻学或者传播学经典学者。这一方面可能因为李普曼更关注社会本身，更关注民主的弊端及其改进；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李普曼即使不是对媒体持有负面看法，也远远称不上看好媒体或媒体人。比如，“厚颜支票”这个词就在《舆论》中反复出现。
李普曼这部大作之前的译本是《公众舆论》，但很多人认为这是同义反复，而目前这本书是2016年左右新译，20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玫瑰的名字》
翁贝托·埃科（或译为艾科，Umberto Eco）并不只是一个小说家，他还是一个哲学家、历史学家，他写了这部非常有趣的，而且名气很大的《玫瑰的名字》。
这部小说阅读的愉悦感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但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这部作品，很显然它不是海明威或者菲茨杰拉德那样的小说，直白、狂野，无门槛；这不是说里面有很多拉丁语的词汇，而是中世纪、天主教文化会成为一道门槛，拦住那些毫无了解或者对此不感兴趣的人。
埃科自己也说，出版商曾建议他将前100页精简，他的说法是，如果读者不愿意读前100页，那也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他们就留在山脚下吧。
而且毫无疑问地说，这是一个非常精巧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座修道院，所有的场景都发生在短短7天的修道院内。对于一部小说，我不能说太多，更多的细节内容应该留待读者们自己去开掘。但从观后感来说，我读过有的小说长于力量，有的意图说教，有的似乎是精巧的废话，而这部小说——可能是由于我读小说太少而孤陋寡闻——是我此前从未见过的类型，它讲历史、宗教文化与故事如此融洽地熔于一炉，同时并不让读者感觉到枯燥、拖沓或者掉书袋，完全没有，这真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附在小说后的《玫瑰的名字注》也是一颗闪耀的珍珠，虽然艾科认为本文创作之后，作者就不应该对文本再做诠释了，它本质上不再属于作者，但谈谈创作方法还是可以的，而“创作方法”，如果我打算写小说，一定会把这篇短文摆在书桌上的。
《高丘亲王航海记》
一个简短的，有点日式暗黑色彩的奇幻故事，作者是涩泽龙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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