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记、传记与谈话录（2024）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2021年过世的科尔奈如今已经不那么有知名度了。这一方面和他前几年发表的一些言论有关系，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讨论转轨的时代已经过去。
从巴山轮会议开始，科尔奈的观点影响了大量中国经济学家、决策者和企业家。“软预算约束”可能是这些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他在哈佛的学生中也包括如今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等人。
这本传记描写了科尔奈从出生到从哈佛退休重新定居布达佩斯的这段时间。有很多个人化的经验，比如一个犹太人是如何在二战后崇信共产主义，又如何与之决裂，这一段经历不只是有意思，它还会给中国读者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科尔奈在传记中描写中国的笔墨不多（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匈牙利和哈佛），但他散落各处的描述中，他屡次提到，在中国他有一种自在感，因为中国与匈牙利当时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他能理解中国。
如果从中国读者的角度看，传记中体现的其实是两个层面的相似性：从改革的层面看，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相似的问题（科尔奈认为80年代的中国情形更接近1968年改革时的匈牙利）；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在匈牙利的个人经历，人际关系，以及他利用档案材料揭示的内容，展现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另一种相似性。
其中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很多畸形问题，并不根植于我们的文化或者传统，而根植于制度和列宁式政党，否则难以理解东欧和中国会有一样的问题。
关于科尔奈的学术成就，他的学生许成钢有过较为全面的描述。但如果从普通人容易理解的角度看，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他的成就。
第一是实证研究，这大部分是基于匈牙利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证研究，他籍此发展出《短缺经济学》、软预算约束等一系列成绩，均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从微观出发的批判，这两者极具洞见。
第二是理论机制上的贡献，也就是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这一点并不如前者一样在中国为人熟知。这一模型经由严格论证，否定了“市场社会主义”，即在保持国有制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在这一模型下，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兰格理论，只是模型忽略信息等问题的一个特例。
第三个层面的成就，可能是他对转轨的研究。这收纳在他《社会主义体制》之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但在很多描述中，这一部分并不构成主要成绩。一则因为关于转轨的研究很难避免陷入政治漩涡，二则科尔奈的观点似乎未能在这一领域占据主要地位。
在转轨的方向层面，科尔奈坚决否定“第三条道路”（这显然是第二项论证的必然结果），这使得他很长时间内并不是转型国家所青睐的学者；在实践层面上，他虽然主张迅速推进全面的市场规则、价格等方面的改革，但同时主张渐进的所有制改革，允许国有制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快速私有化是当时西方意见中的主流，科尔奈的渐进所有制改革主张使得他也不受激进派的欢迎。
自传的哈佛部分，也展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比如哈佛大学是如何遴选教授的。当然阅读完之后读者也能发现，2019年陈平之流对科尔奈的批评，就是典型的一种先歪曲观点，再进行攻击的批评，不足与论。
《20世纪的教训》
这是一本波普尔晚年演讲和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的小册子，谈到他早年的经历和观点，在80年代末对电视的看法，对民主的评论等等。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激烈批评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在本书中，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最致命的错误是提出了错的问题：“谁来统治？”。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在君主、僭主、贵族、寡头和民主五种政体中，君主制似乎是更好的。哲人王是对柏拉图理想政治秩序的最佳描绘。
反对柏拉图并不意味着波普尔是反精英主义的。相反，波普尔认为关于民主的若干迷思中，“人民主权”是最虚妄的。民主不应该是人民实施统治，而是人民评判统治。民主的目标应是防止独裁，实现政府的不流血更迭。波普尔多次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
另一方面，开放社会的标签也并不用意味着波普尔是放任自由主义者，采访者总结，波普尔更像一个国家干预主义者。很多自由主义者难以接受波普尔要求干预电视媒体，以及原则上认为康德式的“迷你政府”在现实中并不可行。康德说，“父权政府……可能是人类脑袋能够想出来最专制的专制政府”。但波普尔认为，显示运行中的政府多多少少都有“父权”的成分在里面，没有这一点则无法实际运行，人们所能做的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政府扩张——对应的现状则是，现代政府的功能一直在不断扩展，父权色彩即使是在最崇信有限政府的地方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波普尔一直认为，自由与平等相比，他认为自由更重要一点，因为无法现象没有了自由还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但另一方面，波普尔并非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曾经说，如果能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达到平等，那么他仍然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从内容上看，本书的观点和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作品的一脉相承的，但书中的内容基本没有涉及到波普尔思想中的科学哲学这一领域。
《进步知识分子的死与生》
这是一本“维也纳学派”的传记，主要围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活跃在维也纳的德语哲学家们的故事——一个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团体，当然，并不是传记中出现的所有人都能被归入这个团体。
这一系列的人物包括马赫、石里克、维特根斯坦、纽拉特、卡尔纳普等人，更晚一点的波普尔，也包括偶尔穿插出现的罗素、爱因斯坦等人。哲学思想的冲突和动荡的时代增强了本书的吸引力。
抛开哲学的争论，哲学家本身的际遇也令人唏嘘。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中有很多犹太人，除此之外都可以算作“半个犹太人”，因其妻子或者祖父辈的犹太血统，或者亲犹太学者。但这种“犹太人”身份是血统上，从文化和自我认同上，不管是维特根斯坦还是其他人，都是已经“同化”了的富裕或中产阶级。说德语的犹太人一度并不认同其犹太身份，甚至瞧不起说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人。但当权者和舆论怎么看待，远比自我认同来得紧迫和重大。维也纳——有很多文本称颂19世纪末的维也纳，作为一个没落帝国的首都，帝国的多元性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但维也纳也是现代政治性反犹主义的起源。在流散各地之前，犹太身份已经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职业道理上造成了障碍。
历经重重阻碍——比如纽拉特曾经因其奥地利身份被长时间关押在马恩岛——抵达英美之后，这些原本说德语的学者几乎（除了波普尔）都反感和绝弃了维也纳，而且这些学者甚至不再说德语，转而用英语写作、教学，不少人在家庭环境中也不再说德语。
维也纳学派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是古斯塔夫·伯格曼（数学家，科学哲学家）。他的一位学生回忆起伯格曼在爱荷华大学时和一位同事的对话，这位同事偶然提到他要飞往维也纳，伯格曼说，“你到了那里，下了飞机，替我亲吻一下地面，然后在上面吐口水”。
《狂热分子》中有一段经典的描述，“优越感可以抵消模仿心理。如果当初移民来美的数百万人都是优越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他们都是本国精英—一那就不会有一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而只会有一个由五花八门语言群和文化群凑的大杂烩。正因为大部分移民都是最贫贼的人，在本国是受鄙夷和排斥者，这极其异质的数百万人才能融合得那么彻底和那么快。他前来这里，就是热望可以抛弃旧身份，重生为新生命。他们自然而地拥有一种模仿与适应新事物的无边能力。美国这个新国家的陌生对他们来说不但不是排拒，反而是一种吸引力。他们渴望有一个新份和一种新生活—一新世界的陌生性愈强就愈合他们的意。对非盎格鲁-撒克逊人来说，英语的陌生性大概是另一种吸引力。必须从头学另一种语言让他们的重生幻觉更形逼真。”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饱受鄙夷和摧残的维也纳学派成员来说，“重生幻觉”可能最能解释其转变。
《牛津通识读本：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作为“天才”，一个非常独特的哲学家，不管是其家世还是经历，都非常具有故事性。其哲学，因其非学院的风格，也有非常大的迷惑性。并非只是一般人短时间无法看清其实质，就连罗素有时候也会被“唬住”。因此一本系统性分析的小册子是十分必要的。
之前对罗素、奥地利学派等粗浅的了解也非常有助于理解维特根斯坦，总的来说，早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和晚期哲学是两回事。简要地说，早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单一的系统，语言与世界，命题与事实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可以通过对真伪的分析来区别哪些命题是有意义的，哪些是不可言说的。
但这一体系的缺点其实非常明显，太多语言的应用在反驳这种单一的映射。晚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就建立在最早期的批判之上。替代这种单一、一一对应的语言体系，是“家族相似”这样的多元体系，在这个基础上，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种公共实践，因此发展出遵守规则、forms of life等一系列概念，维特根斯坦发展出一种与笛卡尔以来的观念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
比如，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引申出人们无法真正理解他人的思想活动，但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基于语言的心理活动，由于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公开实践，其意义就是其所描述的那样。与“我思故我在”对应的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用法即意义”。
不过，如果语言是一种基于群体生活、规范、管理的实践，也就意味着一群人是否可以理解另一群人成为问题，进而带来认知或者文化的相对主义。这在维特根斯坦的原话中也有展现。
另外，这本小书的英国作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在现代哲学中的影响并不如很多人认为的那样大，他的思想对哲学方向和话题的影响看，他的影响并不大。此外，作者认为，人们对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热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不立理论体系，而多以暗示、比喻、警句等形式来阐述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模糊性确实带来很大的启发。
但就人们往往在维特根斯坦的著作中寻找警句这一点来看，不清晰、论证不完备、不成体系的哲学往往被当作灵感来源而不是方法。
维特根斯坦曾认为，如果我们搞清楚语言本身，也就消解大部分哲学问题；但实际上，大部分哲学问题仍然在那里。
《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
索尔·贝娄（1915-2005）197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一名小说家而获奖。本书是他的一些散文、演讲集、书信、访谈的选编合集。我很少能读完纯文学内容，读完这本接近40万字的合集花了不少时间，但总得来说，比读一本当代作家的小说轻松多了。
索尔·贝娄的身份就像很多20世纪上半页差不多是20世纪上半页美国人物中典型的一员：从俄国移居美国，年轻时信奉马克思主义，随后因为各种原因而抛弃左派思想，一度崇敬欧洲文化和巴黎……身为犹太人，犹太性和身份认同当然也是索尔·贝娄经验的一部分，但总得来说，这本集子是一个美国作家，芝加哥人，一个反对科学和政治统治一切（美国的现状）的人的散文集。
总体上这些文章都非常有意思，但一些比另一些更有意思。比如《在罗斯福先生的时代》，作家提供了一些非常敏锐的观察，这在别处可能需要长篇大论来解读，但在作家描述细节中，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又比如对学究气，对评论家和社会学者的批评，在《我们对这个世界介入太深》、《全世界的深度读者们，当心》中有很有意思的描述；《我的巴黎》以及一些谈西班牙、伊利诺伊的文章也好极了。
此外从文章中提到的人物看，对于索尔·贝娄这代作家而言，真正的大人物——以其论述的方法、引用频次、角度和语言看——只有两个：海明威和安德烈·马尔罗。后者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但在当时也是风云人物之一。在索尔·贝娄看来，法国作家中萨特倒是令人反感。
从时代的变化看，文艺工作者——无论是作家、画家、音乐家等——毫无疑问已经不再像十八、十九世纪那样占据人类心智中的核心地位了，不再有卢梭、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一类的人物。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可能是二次世界大战中间的海明威等人。在公众心中地位的边缘化导致的各种情绪，同样也在索尔·贝娄的文字中得到体现：是不是科学和政治已经解决了人类环境和自身的各种问题，整个世界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了？即使我们不这么认为，也无法否认这种趋势已经或明或暗地体现出来。在纽约时报上，经济学家的名词出现的频次是其他专业人士的好几倍之多，而作家在这其中可能不能进去前十之列。现代世界需要文艺，但法国国王不再会亲自扮演莫里哀的角色，当代“卢梭”也无法再指导一场革命，人们不再去“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寻求慰藉，文艺只剩下流传久远的优势，它已经不再是优先事项。
《政治与人生》
这本书放在这个分类是对的，这是一本日记体的随笔。其实内容很平和，大致写作于1993年左右。当时的出版界的情形在如今看来也是难以理解的，一个38岁的教授，放在今日无论其如何出名，也不太可能出一本日记体的书出来。
如果从本书推测人物政策上的取向，这恐怕没有意义。政治思维更多是时代塑造的，观点可能改变，左右可能横移，以1993年的观点看现在并无参考价值。
不过，仍有一些有意思的细节，让人得以一窥9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这些有意思的地方包括：
第一，他写了不少打油诗，就真的只是打油诗水平，我不太理解为什么90年代的人还挺喜欢古体形式，但又不是那么讲究；
第二，1993年，性还是中国图书出版中的热门主题，他一边看了不少粗制滥造的小说，带色的小说，一面不住批评这类东西没有什么价值；
第三，也是时代特点。日记中至少已经有两次描述到与“大师”打交道的经历，类似于王林的那种魔术大师…还有一次写到相信特异功能是存在的。神奇，我想那个年代多少还是在认知论上存在问题。这也可能是那个年代的人，或者说传统文化侵染下的文人常见的弱点，如古代儒家能与僧道往来一样，他们仍然不能免于对神秘主义、相对主义的被动接纳，理性或者说对数学、逻辑的认识并未全然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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