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政治（2024）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大约10年前，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一说法还相当流行。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很多人的这一认知，这些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其它新兴市场人士，也有西方人。但与之对应是，2022年兴起的声音是——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有可能永远赶不上美国。这类声音主要来源于日本和欧洲。
广义上说，约瑟夫·奈这本很薄的小册子也是讨论类似的主题。这本书出版于2015年，有很多观察是基于当时的增长和国际环境得出的。但约瑟夫·奈的主要观点可能并未受近期环境变化的影响，或者说，2015年以来的环境变化反而强化了他的观点。
这些观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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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二战以来，也不存在不受限制的“霸权”，如果说霸权是统治殖民地类似的权利，那这种霸权始终没有存在过，将”霸权“定义为在盟友中的影响力，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中的主导权，这是存在的，且远未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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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是重要的一环，迄今没有媲美美国软实力的国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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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的实力消长，或者权力的东西转移相比，更重要的是权力在向非国家主体——各种在线组织、非官方论坛、大型科技公司等——转移，信息熵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抛弃“单极”、“多极”的陈腐表述。
……
单就美国与其盟友主导的影响力看，作者认为“美国世纪”远未结束。
《赤裸裸的统计学》
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可能都是数学问题，剩下的一部分是哲学问题。
拿投资来说，如何安排自己的投资，哪些地方值得冒险，哪些地方应该保守，绝大部分是统计学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普通人应该买重大疾病保险，但对巴菲特来说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普通人投资创业公司应该三思而后行，但对亿万富翁来说这行之有效？这里主要涉及概率和期望值。
统计学也是观测世界的有力工具，人们大量的认知依赖于抽样调查，抽样调查背后依赖于中心极限定律。为什么正确地抽样1000人就可以代表10亿人的某些特征？为什么数千和上万个样本就能告诉你失业率、投资者或者消费者行为？这本书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解答。
更多日常生活的讯息与统计学有关。比如很多新闻会提到，某某食物或者饮料有益/有损健康，某某生活方式有益或者有损健康，这些结论背后都是统计学在支撑：复回归分析是其中核心的工具。
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些结论是如何得来，又为什么有很多站不住脚。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即使是最顶级的医学杂志，其中三分之一的论文会在随后的日子里被后续研究所推翻。医学可能是最依赖复回归分析的领域之一，复回归分析很好更重要，但它也可能是谬误与罪恶的渊薮。所以马克吐温说，谎言有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统计学。
美国作者更善于从用户出发撰写这类书籍，同类书籍也很多，比如2023年度过的《为什么数据会说谎》，但同类作品相比，本书并非全然从现象和问题入手，其描述更具系统性，是同类题材中一本值得反复回顾的书。
《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赵鼎新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内容无法大量展示。其虽然是分散文章的集合，但分析方法的构建使得本书整体性很好，而且很有启发性。
本书会告诉你很多你以前未曾见到的调查和消息，另一方面，其框架也很有启发性。韦伯将克里斯玛权威和科层制对立，科层制被认为是国家“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这在福山那里也十分重要。与韦伯相比，赵更强调概念的“正交性”，即几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并列且不相互覆盖，据此他将国家存在的基础分成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
如果大致能理解这三个合法性在说什么，就大致知道本书的主要观点了。
当然对阅读来说，更有意思的是，据此框架作者对80年代以来迄今中国一些重大事件或现象的分析，很多地方读者会有“哇，原来还可以这样理解”的惊奇之感。
另一方面，隐含在韦伯式探讨之下的，是作者对国家能力，或表现为”自主性“能力的重视，这也是福山”政治秩序“系列书籍中理论构建的鼎足之一。基于此，作者对中国乃至东亚经济的成功也给出了完全不同于经济学家的解释。从维度、时间长度上看，它未必与原有的一些解释完全冲突，但也可以说是从某种角度否定了问题本身（而不是结论）。
本书中的一些闪光点，也让人感叹在某些方法论的层面，转型国家的精英人士对于社会科学的看法也有惊人的一致性。
比如，赵鼎新认为，流行的社会分层研究只是过去知识分子的误解，它在考察现状或指定政策时或许有用，但从社会行动的角度看则价值非常有限。科尔奈曾经发出过类似的感慨，他说，在设法确认和解释制度性功能失灵如何深刻影响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方面，马克思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但他同时与作为整体世界观和政治行动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决裂了。
更有有趣的内容，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阅读。
《货币的祸害》
米尔顿弗里德曼最知名的一句话可能是：”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大概是他对过往的研究中发现的。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从实证的角度，他既找不到只有通货膨胀而没有货币大幅增长的例子，也找不到货币大幅增长而不出现通胀的例子（一直到他写作本书的90年代）；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中，货币增长和价格增长趋势都能非常好的拟合。另一方面，价格上涨和货币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在实证数据中有很好的验证：货币是原因。
《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最知名的作品，但这本书并不好读，《货币的祸害》就是这一主题下通俗作品的最佳选择。本书围绕两个主要逻辑线展开，一部分是商品货币本位，金本位、银本位还是复本位更好？主要工业国家向金本位的转向，给物价带来了何种影响？弗里德曼认为，美国的金本位和白银收购法案，导致了银本位的中国转向不兑换纸币，进而加剧了恶性通胀，引发了20世纪历史上重大的转向。
在商品货币本位的问题上，弗里德曼认为金本位的形成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并不代表金本位一定优于银本位或者复本位。他倾向于认为，复本位更有可能带来价格稳定（尤其是国际复本位）。
1971年商品货币本位终结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过去无论是金本位、银本位还是复本位，通胀的原因只有两种，第一种是金属矿物的产量突然出现增长，比如新矿的发现，采矿技术的进步等，另一种情形时统治者对金属货币进行掺假。但受限于技术和成本（所有金属的开采、冶炼都有一定成本），这两类情况导致的通胀速率都是相对平缓的。在罗马帝国货币掺假最严重的100年里，价格的复合上升水平只有3%-4%（这在如今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温和”通胀了）。
但使用不兑换纸币之后（并非局限于1971年之后），恶性通胀成为可能。本书的另一主题，就聚焦于不兑换货币的通胀倾向。
在1971年之前，这种恶性通胀几乎全由战争和革命引发，比如美国革命中的大陆币，法国革命中的指券，以及中国内战中的法币。但1971年之后，国家有天然的通胀倾向，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胀在政治上是一种有利选择，它轻松逃避了“无代表、不纳税”这一规则，在默默无闻之中政府实现了对所有人的征税；从民众的角度看，所有人都不喜欢增税，但同时也不喜欢缩减政府开支，因此通胀就成为大多数政治家的选择。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向瘾君子一样增长货币，任由高通胀摧毁经济，另一种坚韧地控制货币数量，治理通胀，但忍受治理带来的阵痛，包括短期衰退、失业等等。如今，弗里德曼解释的机制仍然是对的，由于政治上增税的不受欢迎，极少有政府能够避免滑向通胀的倾向。
但基于1971年到书成的90年代的现实经验，弗里德曼从未将重心放在另一种情形上。这段时间内，持续低通胀和高景气从未出现过，持续的通缩也没有出现过。公平地说，无人能乐观地预见到全球化的新阶段，以及随之带来的“大缓和”；也无人能预见日本式的通缩长期弥漫在一个经济体上空。
抛开这些，本书也是一本极好的入门读物，大师级的学者对货币本质的理解鞭辟入里，也有助于读者认识当前经济环境中的很多问题。
《思想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分子及财阀如何改变思想市场》
很多中国读者知道尼尔·弗格森，或者仍然在NYT上笔耕不辍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关注商业读物的读者更有可能听过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以及他的“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但大部分读者可能并不关系他们是如何经营自己，并在市场上获得影响力的。
从这个角度说，这并不是一本非常大众的书籍，大部分读者只关心这些知名作者的意见本身，并不想知道的整个产业是如何运行的。
丹尼尔·W·德雷兹内也是这一“思想产业”的局内人，虽然他的名气不如前几位来得响亮。思想产业揭示了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思想和影响力是如何构建和传播的。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作者将活跃在思想产业中的人分为两类：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
这两者之间的人员可能会流动，但毫无疑问他们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身份。比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思想领袖，而在斯隆管理评论上指出他77个案例仅有7个符合“颠覆性创新”的两位学者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同样的理念下，发表评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公共知识分子，而里根则有点像思想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领袖绝对自信，具备卡里斯玛权威，而公共知识分子则充满怀疑。
中国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思想市场”，只不过在我们的思想市场上有效性和明星效应还不那么显著。但本书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遭遇。
思想作为“产业”必然意味着参与者从中获得回报，赞助者、企业家、智库、思想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等构成了这一产业不可确少的部分。在李普曼的时代，思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产业链条要短得多，面对的环境要简单得多；而现在，媒介的形式更为多样，社交媒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也制造了大量噪音，思想市场因此变得更有效率了吗？作者以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以及他的“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为例分析了这一市场，结果可能是否定的。
作为思想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智库、咨询公司也在本书中占有重要篇幅。此外，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对这一产业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在这部分的描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美国传统智库的功底深厚，比如兰德公司在1985年就曾经警告网络带来的变化：
“也许它们与其他交流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们可能会使信息接收者变得情绪化（极有可能是由对信息的部分形式或内容的误解引起的），还在于接受者有可能因此而发起炮轰，使局势变得更乱……”
此时离马克·安德列森编写出第一个HTML文件尚有8年之久，但这一警告至今仍有价值，它准确地描述了如今社交媒体的现状。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这本书的作者是罗南·法罗(Ronan Farrow)。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眼熟？没错，他就是那个报道韦恩斯坦，以及报道伍迪·艾伦性骚扰案的罗南·法罗，伍迪·艾伦之子。书的最后部分提到，他的审读者后来陪Lady GaGa旅行去了，全书唯有这一点展示了其出身相关的社交圈。
但一个调查记者为什么会写一本关于美国外交的书？2009年，大约刚刚完成学业的罗南在希拉里的引荐下加入了传奇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团队，霍尔布鲁克去世后成为希拉里旗下全球青年问题办公室主任。本书的由头很大程度可能是霍尔布鲁克最后一次任务的失败引发的，霍尔布鲁克也成为本书前半部分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通过亲身经历，以及对在世的美国前国务卿的采访，作者描绘出自2001年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在全球外交能力的持续衰落。与之相应的，在小布什、奥巴马、川普等总统任内，外交部门逐渐边缘化（尤其是川普几乎甩开了整个美国国务院）。
本书基于美国外交官的视角去解读这一变化，本质上本书并不像书名描述的那样，在直接谈论美国影响力的衰落，而是在谈论美国美国务院的衰落，以及过度依赖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来设定对外政策进而引发的困境。这类困境既包括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正是霍尔布鲁克未能建功之地），也包括索马里、伊朗、埃及等地。
在谈论这一点的过程中，当然也会展示中情局所代表的高度短视和现实主义的做法，包括如何扶持阿富汗、索马里军阀，继而为当地人反对美国、培育激进分子提供温床。
总的来说，这本书目标并非为构建一种理论，而是一本非常接近纽约客风格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组织的非虚构类作品。
《繁荣与萧条》
《繁荣与萧条》是费雪所著的一本关于经济危机起因的小册子，成稿于1932年，这个时间大萧条的影响尚未消退，费雪提出了大萧条的9个原因，或者说是一系列相互影响的起因，其中尤其以债务-通缩为核心。
费雪认为，影响经济的因素很多，它们就像碗里盛着的玛瑙，可能有一些更大，但无论如何，只要你动了一颗玛瑙，其他的也会动起来。
大萧条在美国经济研究中是一门“显学”，弗里德曼、伯南克等人都因研究这一领域获得显著的影响力，后来有更多的数据，更清晰的视角，在数量化的考察、深入程度上更胜一筹。弗里德曼更侧重于货币供应量的解释，而伯南克的观点则往后退了一步，更接近于费雪式的综合，伯南克对流动性危机和金本位的批评，类似的思想灵光也在费雪这本小册子中闪现。
但严格地说，后来对于大萧条的大部分阐述，更多是在费雪提到的基础上的阐发与深化；有的人觉得有些“玛瑙”比另一些“玛瑙”更大，而有一些学者更清晰地阐述了“玛瑙”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也说明史无前例的大萧条确实给了人们很多教训，在对大萧条的阐发深化过程中，货币、价格、金融体系、工资等等方面获得结论都影响着当今世界。
但回到欧文费雪这本小册子，这本册子是相对全面地理解的金融危机的简短文本，人们可以花更少的时间获得全局的认识。这本小册子当中对于货币的本质、黄金、金本位，以及对于通缩的分析鞭辟入里。比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费雪指出，在通胀时收缩货币数量能起到作用，但在通缩时扩展货币数量则未必，货币囤积将减缓货币流通速度，政策制定者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重新让货币流动起来。
书中还有一些奇思妙想，比如印花货币。也许若干年后随着央行数字货币普及之后，这一设想在对抗通缩等方面仍有大放异彩的时刻。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史》
这本书是米塞斯部分演讲和回忆录的合集，大部分篇幅在谈门格尔，另一部分则是作者自己，因此这并不是一本阐述当今“奥派”的作品，在二战之前的时代，奥地利学派是德国学者对维也纳部分经济学家的一种轻蔑的称呼。按照米塞斯的说法，门格尔等人并不热衷宣传自己的理念，或者建立一个“学派”。
作为一个理论流派，奥地利学派的开端是门格尔对价值理论的阐述，即边际效用的发现。当然，另外两位经济学家英国学者杰文斯和法国学者瓦尔拉斯差不多相同时间发现了这一点。但门格尔的理论中-按照米塞斯的总结-核心是人的行动，是主观主义价值理论；这和瓦尔拉斯的“均衡理论“截然不同，前者是动态的，后者被认为是静态的。
因此米塞斯说，”奥地利学派拒绝数学方法，不是因为对数学的无知或厌恶数学的准确性，而是因为它不强调对假设的静态平衡状态进行详细描述。奥地利学派从来就没有讲过价值可以衡量这种错误观念。让其确认无误的是：统计数据只属于经济史，而与经济理论无关。”
从米塞斯的视角看，到米塞斯这一代为止，奥地利学派是在历史学派的交锋中建立起来的，这于奥地利作为德语国家的身份不无关系，与历史学派争锋相对的是，米塞斯等人强烈地认为存在一种不分国界、种群的经济学规律。
但在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学派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哲学家身份知名的奥地利圈子，似乎并不同享相似的世界观和哲学观，自称为“逻辑实证主义”学者的奥地利圈子激烈地反对康德哲学，而奥地利学派似乎更相信“先验综合”判断的有效性，这一点以及厌恶数学描述，可能是其后续发展路径和问题的由来。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赵鼎新从生物学转投社会学之后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他描述了一个经典对比画面：在加拿大的游行示威中，加拿大骑警一个手势就可以阻止游行人群进入某个区域；他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即使使用警棍也不可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这种区别是如何产生的？
对此赵鼎新在另一本书《合法性的政治》中也给出过答案，在本书中，《合法性的政治》中的观点可以找到源头。
本书作为一本讲义，其论述的面大幅扩充了，社会运动（与革命）起源于西方，但相比之下，革命在西方已经是前现代的、边缘性的活动，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才是主流。社会运动制度化、半制度化的背景，是理解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中层化、机械化的背景。
但放在其它急剧变化的社会中，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分野往往还不是那么清晰，如果在此之上寻找一个统一的、更有说服力的框架，赵认为，变迁（社会变化）、结构（社会结构）、话语（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这三个层面解读社会运动的演变和发展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
刚开始提出的问题，只是这个框架下自然而然地获得的一个特定解。《合法性的政治》一书也可以看做是这一框架的一个特定解。
总的来说，赵认为一个社会能不能平稳向前发展，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取决于国家不断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越强，国家越稳固；这种能力越弱，则更接近于动乱或者革命。
不管外界如何给赵贴标签，他的分析方法仍然有其独到之处，在处理方法论问题时有非常清晰、可信的思路。比如他对形式理论和经验理论的区分，真的非常有助于廓清思路，客观看待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理论，有助于避免无效的思考与反驳。
《世界经济千年史》
著名宏观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教授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之一。《世界经济千年史》是在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公元1000年以来人类长期经济增长加以计量考察的作品，篇幅不长，但影响很大。
本书有着细密的数据和表格（及来源阐述）。这些数据和表格展现了公元1000年以来全球——包括欧洲、亚洲、美洲、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增长及变化。从数据可得性来说，欧洲、东亚（尤其是日本），以及随后的北美的数据是稍好的，但整体来说涉及时间越早，推算成分越大。
也因此，这些数据刻画一方面会刷新人们对传统观点的看法，一方面也会引发巨大争议。比如以下三个问题：
- 西欧是什么时候开始处于领先的？是工业革命开始，还是更早？
- 东亚（中国和日本）和西欧的比较，双方的经济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什么水平？
- 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最快的时间段是1950-1973年（而不是1973年至今），这凸显了什么问题？以及为什么1973年之后，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分道扬镳？
第一个问题的传统回答是工业革命之后。但麦迪森认为，如果从增长率看，应该从1000年左右算起，从绝对值看，应该从1300年左右起。这是之前大部分学者未能溯及的时间。到了17世纪，西欧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优势。
这一观点之所以会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它事关殖民主义在西欧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果按照麦迪森的统计，虽然他不否认殖民主义对西欧经济的影响，但这显然会导致其影响比在传统叙事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叙事中要小很多。
第二个问题可能中国读者的关注度更高，即中西比较。在这个问题上，麦迪森认为不少欧美学者受到了中国情结的影响。按照麦迪森的推算，以人均看，中国在宋朝领先于西欧，但在1300年左右就和西欧相差无几了，随后的时间会持续落后于荷兰、英格兰、法国等。他认为彭慕兰等人对中国的估计过于乐观。
当然这并不能完全否定彭慕兰等在大分流中的工作。麦迪森也认为，从总GDP，以及GDP全球份额占比看，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比全球其余部分加起来还高，这主要是人口数量差异。而彭慕兰的分析并不是将中国做为一个整体，而是着力比较特定时段的长三角与英格兰，并认为其相差无几。
但麦迪森的数据会引发两个增长方面的思考。首先是，人均GDP的变化显示中国和西欧的分流已经早至1300年，同在在马尔萨斯约束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与此相关的是，如何看待贸易尤其是长程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从朱棣之后，明清的锁国思路从头到尾都不具备什么正面价值。
第三个问题更贴近当下。它凸出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是新技术革命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信息技术是否如其追捧者那样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作用？是滞后了，还是根本不如电气革命？很多经济学家——最知名的包括索洛——都对此发表过意见。不管采用何种解释，数据中的体现确实不明显。
第二则是关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效果。如果按照麦迪森的看法，西欧在1973年之后的低增长和高失业（将西欧和美国对比），多少有理性预期学派的影响。除了铸币税差异之外，西欧不再将就业当成最主要的政策目标，以及认为不干预经济就能达到均衡（外在体现出长期持续的紧缩取向），可能是欧美增长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又让人联想到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判断：这个国家的人不读笛卡尔，却遵循笛卡尔的学说行事。
虽然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旗手，但美国在政策层面从来没有放弃过凯恩斯路线，鼓吹是一回事，但实行是另一回事。从这个角度，有保守派在纽约时报上说，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中国，看起来作者还不如托克维尔了解这个国度。
《伦巴第街》
《伦巴第街》是一本大名鼎鼎的作品，几乎所有的中央银行家在论及央行处置流动性风险时都会引用它。但实际上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非常简单——在现在看来几乎是常识——关于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必要性，央行明确最后贷款人的规则、存款准备金的重要作用，以及为什么同样要救助货币市场参与者等等。
但是这些规则几乎都是本书的作者沃尔特·白芝浩发明或者提出来的。在书成的1873年，现在中央银行的雏形未定，以英格兰银行为例，这家银行有26人的庞大董事会，大部分董事并不认为英格兰银行天然有拯救其他银行的责任，有些董事甚至认为从利润的角度出发，英格兰银行不应该持有大量的银行准备金（即股份制银行存入英格兰银行的存款）。
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并未将现代意义上的“央行”职能与商业银行职能分开，它只能算一家承接英国政府资金的银行，其特权仅在于，这家银行独家持有英国政府的资金，且是唯一发行银行券（有数量限制）的银行。前一点是最为重要的，这意味着英格兰银行是唯一有多余准备金的银行（英国政府的财政资金），因此整个伦巴第街围绕英格兰银行形成了单一准备金体系。
白芝浩的敏锐在于，从英格兰银行持有准备金这一点，推导出了现代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所有职能，以及与之匹配的行为准备。
但白芝浩本人并不是一名职业银行家，他大部分时间是《经济学人》的主编；当然也可以说他是第一个中央银行家——虽然未能参与英格兰银行任何实际运作。
这里也展现出另外一个事实，早期新闻记者真是天高任遨游，职业并不会成为身份的限制，他们可以是革命家，比如马克思；可以是金融专家，比如白芝浩；也可能是影响力巨大的思想家，比如李普曼。
《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
赵鼎新的人生很有意思。他一开始是学昆虫学的，昆虫学通过数学建模来展开研究，在当时，他认为无法数学化的东西都难以成其为科学。
他讲了两个很有意思的故事，第一个是在国内，他建立了一个棉红铃虫模型，植保员问，这个能告诉我未来几年红铃虫有多少吗？赵说不能，因为要测度的量太多了。
第二次在加拿大，他做了一个胡萝卜象虫模型，这次把生物因素、价格因素等等都考虑进去了，好很多，然后加拿大的植保员说，你这个很有启发，但实际用处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只要发生了象虫的侵害，那根胡萝卜上就会留下黑点，但一捆胡萝卜有一根出现黑点，消费者就不会买它。
昆虫学建模的经历的影响，随后在赵鼎新对社会学理论的各种批评中都能见到。理论也是模型的一种，理论带来洞见，但理论要模拟实现，解释现实，要考虑的因素未免太多。这也体现在赵鼎新对“解释”和“解读”的理解当中。
我以为，我从赵鼎新处学到的，尤其以上述见解为深。
此外，此中的一些文章，比之前的专著更明显地体现出赵在学术方法、趣味上的好恶，比如对“中层理论”的认可，但认为它很难用于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比如对“历史感”（以及欧陆一些社会学者）的偏好；对加州学派方法的轻视等。
在阅读过程中，还有一些更底层的东西浮现出来。比如“进步史观”，或者“辉格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化对今日中国的影响，可能比佛教在中古对中国的影响还要大一些。如果如果不仔细检讨，大部分中国人的潜意识里都是有一套辉格史观的，这既是马列主义的影响，也是19世纪以来中国在剧烈动荡中幸存下来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柱，它已经置入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出厂设置”当中。
进步史观全然是西方的馈赠，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种观念，对黄金时代的怀念是中国和近东古代社会的普遍特征，在印度（和佛教）文化中，轮回才是主流观念。
但进步史观是不是对的？赵鼎新的答案可能是“否”，工业革命和工具理性的扩展，虽然势不可挡，但完全没有收敛的迹象。这种扩展是导致更美好的未来，还是导致毁灭，可能现在评价还太早。也许核战争之后的人类会说这完全是错误的。但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学者大部分信奉进步史观。他说，在这个意义上，芬纳可能错一次，但彭慕兰可能错了两次。
本书是赵鼎新散见于各处的评论和访谈的集子，从观点或者信息密度上看，这类合集有的时候信息密度会更高而不是较低。如果对他之前的观点没有什么了解，阅读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但如果读过赵对儒法国家形成的看法，对“结构、变迁、话语”和合法性的三种形态的看法，以及对历史社会学的评论（集中在《东周战争》、《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合法性的政治》等书中），那么，之前的一些论点和结构可能会得到更系统性的梳理。
《关闭华尔街》
金融霸权的转移是如何发生的？一般认为这种变化潜移默化的，但有时候人们也能从中找出具体的节点。金融霸权是如何从英国转向美国的？这当中能找到很多有象征意义的事件。
比如中国第一个从伦敦市场转向纽约市场以美元筹集资金，比如某一年纽约市场海外投资者筹资资金的额度超过伦敦。但本书的作者选择了1914年，欧战前夕麦卡杜（威尔逊政府的财政部长）是如何关闭华尔街，阻止黄金外流，同时如何维持美元可与黄金自由兑换的承诺的。坚守这一承诺使得美元在市场上逐渐获得了比英镑更好的信用，世界金融霸权逐渐转向美国。
如果简单地总结1914年这件事情的始末，原原本本不过两件事：第一是由于欧战的阴影，欧洲投资者纷纷卖出美国证券，将资本带回欧洲，这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告急，由此麦卡杜关闭了华尔街数月，以阻止黄金流出危机；第二为了维持美元的坚挺地位，也就是需要维持美元的自由汇兑承诺，如何改革金融，同时促进美国产品出口到欧洲。
最后一点可能尤其重要。法定货币在当时仍然与黄金挂钩，但大部分金融家都能理解，流通中的货币（信用创造）面值一定远远大于黄金。本质上即使在金本位下，货币的可兑换承诺仍然与一国的产出密切相关。一国创造资本剩余的量与产出能力密切相关，即使不是一一对应。从这一点看，美元迟早取代英镑。
但如果没有麦卡杜的坚决， 如果美元在1914年没有信守可兑换承诺，也许美元霸权不会出现得如此之早。
回到这一点，一种货币获得世界货币的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什么？
1500年以来，实际上只有三种货币取得过世界货币的地位。第一种是墨西哥比索（墨西哥鹰洋），随后是英镑和美元。第一种本质上是贵金属白银的信用，流通中的比索就是白银本身，但流通中的英镑和美元，以及以英镑、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则远比储备的黄金来得多。
如果从货币的本质推演，货币的本质是信心，而对一国法币的信心，实际上应该是对该国物质创造能力的具现。在本世纪初，这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工业能力中。
但物质创造能力是否全然等于工业，这一点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也在变得复杂。一个广泛被接受的货币可能只需要某一点，但成为世界货币则需要有更高的要求：物质创造能力，并随之创造大量资本剩余，经受信心危机的考验，这些可能是必经之路，就像英镑、美元都曾经历的那样。
《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
中信推介书籍很有一套，本书在2024年年中人气非常高，几乎人手一本。我看完本书的第一感受是，它的确值得一读，但显然也承载了过多的赞誉。
布拉德福德·德龙目前是加州大学伯克利的经济史教授，曾一度克林顿政府任职。这一经历很难说给本书带来了正面的影响。本书描绘的是1870年以来的政治经济史——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史——很多政治经济学的论题被包含在本书中。至于为什么是1870年开始在本书中没有特别仔细的解释，但在《美国增长的起落》（同样从1870年开始）中，罗伯特·戈登倒是解释得仔细，其中一点提到，1870年是美国统计数据可得性的一个临界年份，这一年开始美国有了分类和标签更为细致的人口普查数据，有了铁道等基础的经济统计数据。
德龙将“加长版”20世纪变化归结于科技和组织能力的进步，在这种进步之中，两种相互对立的思维（以及力量）是故事的主线，即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一方，以及以波兰尼为代表的另一方。
本书对加长版20世纪的描述非常精彩，大体也符合事实，但如果读者对20世纪的思潮没有太多了解，可能并不能分辨书中的观点。我以为，本书有两个问题，使得它也许可以畅销，但难以成为经典。
首先是贯穿本书的逻辑。从独创性上看，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或者从经济史分析中建立新的框架。贯穿的主线是“哈耶克”与“波兰尼”的交锋。
这当然很有意思，但两人在思想史上似乎并不足代表20世纪。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够知名，而是指，就加长版的20世纪而言，与其说是两者争锋的20世纪，不如说——就像萨缪尔森自称的那样——是混合经济的信徒主导的20世纪。从某种意义上看，哈耶克及其追随者从未在经济与社会中取得主导地位，即使是撒切尔和里根执政的时代，也丝毫不能说这些国家真的执行了哈耶克及其追随者的想法；而反过来，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大萧条之后的世界，在经济政策上一直是凯恩斯主义的，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在政治层面上，则一直是不同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验。
这一点也许可以从凯恩斯的前辈马歇尔的一句话说起，马歇尔是社会主义者吗？恐怕很难这样说。但他说过的一句话，“有时，有人会告诉我们，任何努力促进人类社会改良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如果他相信国家可以比个人的努力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是社会主义者。这样来说，在我读懂经济学之前，我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
这句话很能代表整个20世纪大多数时间人们的想法，包括但不限于罗斯福、列宁等大人物。马基雅维利发现了利维坦，而18世纪的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良好的意愿和理性能驾驭它，这种思路一直延续下来了：人们寻求进步和改良，而非寻求信条和戒律。这可能更能还原20世纪。
哈耶克和波兰尼，虽然后者几乎不用德语写作，可以认为都继承了德语世界的遗产。他们的思想熠熠生辉，但从未占据过现实的主流。我一直以为这与人类的思维模式有关，总体上人是经验的，而难于思考先验的事物；也因此，休谟在人类中的接受程度远胜于康德。时间久了，哈耶克总会变成因时因地制宜，阶级斗争总会变成黑猫白猫。
由此呈现的历史，我更认同霍布斯鲍姆的说法，唯一的大事件，或者说唯一的例外是列宁。列宁开启了一系列例外，留下了列宁式政党这一奇怪的组织。
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作者过于明显的左派倾向。
这对写作来说，强烈的偏向似乎是好事。“混合经济”、“中立”的想法总是很难脱颖而出。本书作者在描述哈耶克、里根等人的时候，读者会感觉，这些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具体的描述可以在书中寻找。
里根我不太清楚，至少对哈耶克，这样的简化似乎并不公平。我并不信服哈耶克，我认为他在论述中央计划经济的必然失败时，其论证毫无疑问是闪光的，动人的；他将市场扩展到正义和社会的所有领域，将财产权视为唯一权利时，毫无疑问是愚蠢的，但这种愚蠢可能并不比波兰尼来得更多一点。
休谟也曾说保守主义者是蠢人，一个经验丰富一点的读者自然能分辨出这些倾向或其中的刻薄，有时候它也很有意思。
但在本书中，这一点似乎还影响了作者对某些时代的叙述。比如对石油危机以来经济成长的分析，为什么增长率下降了，或者问题的另一面，其实增长率是不是可以维持在高位？将这种变化过分归因于两种路线的争执，这成了一个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的问题——按波普尔的标准看，这算不上一个严肃或者科学的问题。
赞同德龙教授观点的人会有一个巨大无比的证明，那就是贫富分化的加剧。但在这个问题上，德龙教授分析的立足点仍然是阶级的或者群体的，这一点仍然是深刻的剖析，但它看起来并不完备，也缺乏历史感。
也许，经济学家们应该多借鉴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经验。前者如布罗代尔，而后者很多也可以认为是经济学家，比如奥瑟森等人。
《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
有个日本奇幻故事作家，写了一本书叫《高丘亲王航海记》，其中提到，高丘亲王寻找天竺的过程中，有一次到了马来西亚，在高大的橡胶林中穿行……
看到这里，看过本书的读者（或者其它描述早期经济作物变迁的书）会感到好笑，因为橡胶并非马来半岛的原产植物，19世纪下半叶，才第一次有殖民者将橡胶带入此地；橡胶在此高大成林，已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景象了。
二战期间日本人南下马来半岛，除了石油，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占据作为战略资源的橡胶。也许这是日本作者会有此误解的原因。橡胶如何从巴西森林中零星的，难以规模化的状态，变成马来半岛成片的种植园，这中间，贸易和对利润的追逐起到了什么作用？
类似的，有这类演变的作物还有咖啡，棉花，甘蔗，茶叶，巧克力等，这类故事在书中比比皆是。贸易改变的世界，在本书中其实是由一个一个被贸易改变的作物，一群一群被贸易改变的人，一座一座被贸易改变的城市等构成的。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比较久远，但也有一些稍近一点的小故事，对理解今日的世界而言，和棉花、茶叶、咖啡、橡胶的故事一样发人深省。这个故事是关于“公平交易法案”的，也是关于零售商和制造商谁有绝对定价权的故事。这个故事当中，一个看似公允的法案，是如今全球纵向产业分工的起源，也是亚洲战后融入全球化的重要契机。
这些故事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一则当然都是跟全球贸易有关的，二来则是，故事的最终结局，都在当初构思者的意料之外。也许从长远看，非期然的结果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演变的主流。
不过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了解了这些被贸易改变的事物，会加深人们对今日全球化的理解。
本书由彭慕兰和其加州大学同事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k）合著。本书由很多单独成篇的故事组成，因此它有一些类似的书不具备的特点，第一是趣味性十足，第二是并不需要读者一口气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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