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哲学（2024）
《秦汉工匠》
昭君出塞的故事广为人知。在这个故事里，据说皇帝的妃子太多了，只能看画工画像来决定宠幸谁，于是妃子竞相贿赂画工。昭君没有这么做，因此皇帝在她即将和亲的那一刻之前，都无缘见识她的美。据说，事后皇帝砍掉了所有宫廷画工的脑袋，这些人可能是史书上第一次留下名姓的画工，其中一人叫毛延寿。他作为反派人物活在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中。
但以前从来没有人把工匠——或许是人们认为这个群体并不值得，或许是因为资料太少——当做故事的主角，而这本美国汉学家的著作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考古的新进展，辅以散落各处的史料，作者重构了一个秦汉工匠的世界，让文物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丰满起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比如，在汉代基于市场的“供需”的经济活动就已经很兴盛了，而且工匠们会采用各种方式降低成本，包括循环利用、偷工减料等等；并且会使用一些目前看起来常用的营销手段（虽然是初级的形式），比如在商品上铭刻顺口溜式样的广告歌，以及蹭皇家工厂的流量。
又比如，在秦汉时代，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可能远比后来重要。有女性工匠在各种刻印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甚至有少数民族女性能成为某一级的负责人。此外，秦汉商品——并非奢侈品而是普通商品——的流通范围，也比想象的广泛得多，成都的竹制品远播到阿富汗的市场，长安的漆器在平壤附近出土。
在一个更受学者关注的领域，汉代的奴隶、刑徒的生活在工匠群体中的作用和悲惨遭遇同样令人震惊。总之，在人们熟悉的秦汉想象之外，作者从工匠和普通人的视角，重新构筑了一个别样的秦汉世界。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国内关于日本史的书为数不少，但描述到2011年为止的不多。2023年读到的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其实和这本书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除了截止年代的不同，两者还是有不少细微的差异。
安德鲁·戈登是哈佛大学知名的日本研究学者，当代历史著作当然很难避免年鉴学派开创的风格，因此所有国别史或者通史，都会力图呈现更丰富的、全貌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围绕统治者、战争或者重大政治事件。从这一点看，海外作者的国别史与中国作者的差异是显著的，但海外作者之间则有更多共同点。比如在这本日本史中，即使你在别处没有看过，仍然可以大略知道日本人民此前是如何生活的，如何形成今日之日本人。
不过比较起来，麦克莱恩的书对德川时代描述得更为细致，而戈登对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描述更有现场感。
但如果说最大的不同，不是方法论上而是在观点上。他和其他日本研究者相比，更强烈地认为不存在所谓”日本人特质“。那些通常被认为日本人特质的东西，他认为更多是寰宇人群所共有的，日本的变化，不管是20世纪上半页的逐渐法西斯化，还是下半页出现的重新定位，甚至对战争责任的推卸，都很难归结到某一类民族特征，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广泛存在，只不过在此处因为环境或者路径，格外显著。
戈登特别提到，所谓日本人特质的种种形态和遗产，其实其历史比美国建国时间还短，比如天皇制，历史上天皇几乎从未行使过广泛的统治权；小到能剧、艺伎，今日所见的形态也都是明治维新之后数十年内形成的。所谓自古如何如何，只不过自我认同塑造过程中的迷雾。
在这一点上麦克莱恩与戈登也有所区别，前者认为日本人统一的认同在德川时期就形成了，但戈登大致认为是在明治时期。
有趣的是，这种民族认同的重塑和追溯，又绝非只见于日本，而是广泛见于近代民族国家塑造之初。这也是对戈登观点的另一个佐证。
当然，这种观点在当今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已属主流见解，如《想象的共同体》，本书与此类社会学书籍放在一起读会有更深的体会。
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可以较为清晰地帮人们了解战后日本政党和政治的演变，这一点在别处国别史中未见，这也是我的收获之一。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教授在中国因《叫魂》一书而知名，但作为汉学家，我以为他对中国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有更多展现。
回顾历史，从晚清开始，无数仁人志士追寻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但在此处，正如历史学家们常说的那句话，仅知道本国，意味着你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横向的对比，就无法看出过往的起源（边界和约束条件）、路径和分化。站在19世纪看，中国与日本、德国、俄国的异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选择吸收和排斥，在这一过程中，为什么“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思想能够得以一贯维持？
掩卷沉思的中国读者多多少少会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当中应当会有若干思考是想通的，比如追溯至我们文化和传统。孔飞力做出的解释让人击节赞叹，你会感觉他说出了你一直想说的东西，这可能正是汉学家的优势所在——他既非常了解中国，同时有着作为异质文化观察者的疏离感，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种种，信手拈来与法国大革命、与联邦党人文集做出比较。
试举一例，孔飞力谈及威权主义的内核，他说：
公共权力和权威为什么会存在？这当然是为了使得私人利益受到制约。这一看法所赖以存在的信念基础是，公共利益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内在化”，而使得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据同样的道理，政治竞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派系斗争只会导致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精英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也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有可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防止行政机制作为一个整体从事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的目标。在最高层，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保证整个统治体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导向。这些设想本身，又是建立在下述设想之上的：官位越高，官员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也越具有客观性。
他在探究晚清官员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评注时，这一点评真是切中肯綮，一个半世纪之后，关于威权内核的观点仍然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心中。在这一章节中，孔飞力将晚清官员观点与联邦党人文集的比较，也是神来之笔。这些观点是1991年左右给出的，尤令人吃惊。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出了“建制”的一种展望。从知识分子如何参与政治，到中间阶层如何参与，到如今更广泛的阶层如何参与，最广泛的社会群体与国家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从1840年以来，接近两个世纪过程中，“建制”的完成程度仍然很低。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读书有点像探寻宝藏，一开始是漫无目的，但逐渐就会变成按图索骥。发现金观涛就是这样的过程。
与现在知之者甚少相比，金观涛在上世纪80年代是明星学者（至于这样的思想界明星如何声渐不闻，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最著名出版社摘牌，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赵鼎新自述，80年代金观涛对其思想的冲击无比巨大。而冲击的源头，就是这本《兴盛与危机》；周雪光在其作品中也大量引用金观涛的观点。从今天看，这本书虽然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样石破天惊，但仍给人启迪。
与韦伯相比，金观涛是另一种社科学者，他出身学者之家，其父是著名的化学家。金本人原本研究的也是系统论和科学哲学，这一特点恐怕也是金在80年代给同时期的人巨大冲击的原因之一。
《兴盛与危机》立足于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早熟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延续长达2000年时间？在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之后，此后似乎都在做西西弗斯式的徒劳工作。但同时，中国又是极少数能从反复崩溃中回到原有形态的唯一一个国家。金观涛从系统论的角度提出，中国社会这种崩溃然后重塑的特征，有赖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者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贯穿中国历史的“宗法一体化”特点，让系统在震荡过程中能以宗法制家族的模板放大，再度重塑整个社会。
其实这仍然是一个研究治乱兴衰的命题，但其切入点是，为什么治乱兴衰会呈现出循环的模式。如果没有看到欧洲作为对比，人们可能无法提出这种问题。
对我而言其中最大的启发时，如何从”有效理论“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问题？
比如量子力学可以解释微观粒子的行为，但在解释石油如何变成汽油，飞机如何飞上天这类问题上——理论上它们不过是大量粒子的集合体——人们会发现化学、力学更管用。化学、力学就是这种场合下的”有效理论“。
回到人类社会中，什么是经济、政治甚至历史演变的”有效理论“？如果从金观涛的视角看，人们就会避开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更往前则是地理决定论）。
如果跳出治乱兴衰循环这个命题，”系统论“可能还需要加上”演化论“，即从进化的角度看待已经发生的过去，即沿着历史的进化树回到原点再来一次，得到的新树可能与当前完全不同。
《TAM：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
思想史无法独立于整个社会的变迁，但单独考察思想史是认识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但但就思想史而言，观点及其演变无疑是枯燥。在翻天覆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思想史的演变刻画出更深刻的中国。史景迁在这本书中，通过对近代中国一系列知识分子智识和经历的描述，展现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演变，这一系列的知识分子主要的包括：康有为、鲁迅和丁玲，也论及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的经历。
以文学性论，此书是上佳之选，尤其对康有为、丁玲的刻画，极为丰满生动，个人与家国命运变迁交织在一起，智识、勇气、觉悟的作用往往超出人物本身的期望，每一个人都是身不由己，既被时代束缚，也被自己的思想囚禁，这一特质也尤以康有为和丁玲二人的经历为甚。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法国大革命以及嗣后的拿破仑战争塑造了现代欧洲及全世界的面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流传最为广泛的关于大革命的早期作品，托克维尔之后，大部分大革命的分析和解读都注意到了“旧制度”，“大革命”，“新制度”之间的演进——虽然很多人认为大革命之后旧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
在王副国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周恩来曾被问到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西蒙•沙玛也许是在《公民》一书中提到，周的回答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对历史的解读，未必是离得越近，看得越清楚。对于文字和档案素材丰沛的历史时期来说，后来者往往容易看得更清楚——一方面是后来者有更好的材料搜集、甄别、分析能力（以及工具），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往往使得后来者有更清晰的视角，这犹如观赏马赛克贴画一般，离得远反而看得清。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英国学者撰写的著作。作者在开头很长篇幅内，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脉络。与之前很多作品尤其是法国人的作品不同的是，这本书并不赞同任何决定论的结论，以及过分强调阶级的解读。这对很多解读法国大革命的作品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赋予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就无法离开这两类解读框架。
本书中作者从18世纪早期的法国开始回顾，一直写到8月两份纲领性文件先后发布，这部分被作者视作革命的起源阶段。总体看，作者认为“旧制度”在法国的瓦解是无可避免的，但大革命是否会到来、以何种方式到来、将取得何种成果，却并非注定。
按照作者组织的素材，第三等级或者随后组成国民会议的代表，一直到7月也未能对此作出回答。从陈情书、代表们的早期观点到大革命纲领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不是面包危机导致的农民运动，这一切可能难以发生。
也可以说，大革命超出了任何人的预计，不管是教士、贵族，第三等级，还是偶尔在陈情书中表达抱怨的农民。一切都是在形势的发展中，在日渐狂热的环境中被塑造出来的：“大革命造就了革命者”。
此外，作者还认为，启蒙思想家的作用也被夸大了。这与大革命时期英国人的观察有所不同。著名的大革命批判者伯克认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文人和他们的（幼稚）想法会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但在作者看来，启蒙思想在法国的广泛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但对革命起源的影响可能并非那么直接。在大革命之前，如果以大量“陈情书”的内容分析，受到启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贵族。然而贵族与资产阶级（包括持官者、有产者）之间的分歧，贵族内部分化，非要到革命如火如荼之日，实不能视贵族与资产阶级为一个同质的群体。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好在迪拜，迪拜及阿联酋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在此处，人们最有可能感受到“自由港”或者“古典王国”的现代样貌。
此处没有签证，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阿联酋人口超过千万，但真正的“阿联酋人”仅有120万左右。也就是说每10个居住在此处的人，当中有9个是叙利亚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以及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等等。
城市里的餐厅分布也是如此，阿拉伯餐厅与各种风格的餐厅毗邻，印度餐厅和巴基斯坦餐厅融合在一起；虽然法规严厉，但商业场所的开放和宽容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世俗的阿拉伯国家。
当代“民族国家”则可能很少有地方像阿联酋。伦敦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是伦敦人或者英国人，纽约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的纽约人或者美国人，但在迪拜，大部分人不会认为自己是迪拜人或者阿联酋人。
另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阿联酋成为国家的历史很短，1971年，在与英国结束保护条约后，数个酋长国才联合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历史上阿拉伯人并非没有尝试过成立一个阿拉伯人的民族国家。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何成为今天的形貌，在英国学者尤金罗根这本书中有较好的梳理。尤金是一位在阿拉伯世界居住过十余年的学者。
讲述阿拉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和早期的哈里发王朝，但理解现代阿拉伯并不需要那么远，本书从奥斯曼帝国开始是一个更恰当的时间点。从奥斯曼时期到1971年阿联酋之前，阿拉伯世界在不同程度上都处于“臣民”的状态；奥斯曼帝国的逐渐衰退，给了欧洲人介入阿拉伯世界的机会（主要是英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虽然不是全然起源于欧洲（更早是在美洲和拉美），但欧洲人确实将其扩散到全世界。奥斯曼时代的大叙利亚，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都作为苏丹的臣民生活在此处，尤其是穆斯林，在征服埃及之后，奥斯曼统治者得到了哈里发的头衔，统治更加名正言顺。
西方的兴起给横亘在欧亚大陆中间的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最直接的冲击，奥斯曼帝国逐渐解体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分离的趋势仍然有限。真正的民族意识出现还要等到一战。
如果英法是天上掉下来的慈善家，那么如今可能存在一个横跨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人国家。但他们是殖民者，通过战争和经济控制，阿拉伯世界只不过从奥斯曼治下变成了英法治下。
“现代”也并不是“野蛮”或者“仁慈”的反义词，以阿拉伯世界为例，殖民者带来的死亡和流血远多于奥斯曼帝国。在尤金罗根笔下，这大部分是由于英法的颛恣造成的，从大叙利亚到开罗，到阿尔及利亚，最近的一次则是令美苏震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读罢阿拉伯人的历史，阿拉伯世界目前样貌的由来，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合作、冲突与演变就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解答。
阿拉伯世界的变化还隐藏着另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现代性是否只能以欧洲的方式呈现？或者换一个问法，未能欧化的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
在比阿拉伯世界更为广阔的伊斯兰世界，有很多冲突的案例。比如60-80年代更世俗的阿拉伯世界对应的是更独裁的君主和执政官；而独裁的崩溃往往对应着更伊斯兰化的世界。
另外，分裂的阿拉伯世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民族国家是人造的“例外”，还是阿拉伯世界是人造的“例外”？这两者恐怕也很难下结论。费萨尔和纳赛尔两代大阿拉伯主义者即使没有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大概率也不会成功；但从演化的视角看，民族主义广泛传播之后，人们又无法退回上一个节点。民族国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也意味着在巴勒斯坦这一阿拉伯与西方的终极冲突问题上，永远不会有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但读罢回到阿联酋的繁荣中来，在一片不毛之地创造出迪拜当然需要石油，但与伊拉克、巴林、也门等对比，这不全是石油的功劳，一个繁荣的迪拜可能说明，奥斯曼式的多元世界并不注定失败。可惜，时间的箭头永远向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本书以日、美为主视角，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起源，这个话题在此前的日本史中有所描述，但入江昭的视角又和单纯的日本史作者有所不同。
20世纪上半年东亚的变迁，源头应追溯至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场战争一则显示出清帝国的衰微，一则显示出仅变革三十余年的日本，即有能力与列强一竞高下并战而胜之。
这两点的直接结果是，日本以亚洲之“领袖”，亚洲唯一的开化国家自居。这一则导致日本有意在亚洲实施美国门罗主义式的霸权，一则认为日本代表者东方对抗西方。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比如摩尔，会有截然不同的视角，比如农业商业化的程度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但大部分思想史或者政治史看，更多地从后者描摹——这些意识从研究的角度看是经验的，它们体现在当时的政策大纲、日记、新闻报道、照会中，并不需要事后提炼或总结。
这种跨越式发展带来自大，对武力的迷信，不仅体现在军部，也体现在当时整个日本社会中。可以说除了极少数左翼人士，日本民众大部分在这一阶段都已成为军国主义者。民众与国家分离的叙事一直到1945年之前，都很难成立。
另一方面则是幼稚，日本精英对东西文化、自我定位、行为认知的偏差全面地展现了这种幼稚。一个例子是，即使在国共连手抗日，国民政府败退重庆之后，近卫内阁仍会认为，中国人对英美价值观憎恨和共产主义的恐惧，对东方冲破西方围堵的憧憬，意味着中日友善仍有可能，与蒋达成妥协仍有很大希望。
中国对侵华日军的持续抵抗，是上个世纪上半页世界宏大叙事中最重要的一环之一，世界秩序最终没有陷于法西斯之手，民主国家得以备战，均是在一国独挡侵略者的背景之下。918之后，中日就不再有妥协之余地。但日本沉迷于对侵略的自我美化，和强权地位的自我沉醉，让其在错误的道路上一去不回。
入江昭认为，日美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即使在最后一刻，如果日本愿意退回1937年之前，或者美国不在执着于华盛顿体系，或者威尔逊主义，则形势仍有变化。
但入江昭也清晰的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端于人性的变动，尤其牢不可破。
一个西方强加的和平，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围困东方民族叙事现在看起来非常可笑，但这确实是日本人选择开战前的一种主流看法。
这本书也写到了很多在中国教科书上不会出现的细节，这些细节主要是关于反复无常的北方大国的。某种程度上入侵芬兰曾经导致美国和欧洲左派的幻灭，而日苏立约则导致了中国人对苏的幻灭。
《苏联简史：1922-1991》
以苏联简史为题的出版物很多，本书是Sheila Fitzpatrick所著，Seila（希拉）是美国苏联史学芝加哥学派的开创者，这一流派也称苏联修正史派，即严格地审视并挑战之前关于十月革命、大清洗等领域的正统叙事。
希拉也是苏联史学领域少见的女性学者，但她自己是一个澳洲人，一个澳洲人为什么会踏入苏联学研究的领域？其父Brain Fitzpatrick是西方有名的左翼人士，曾经也是一个盲目的亲苏联人士，这种家庭背景激发了希拉对苏联的热情。
不过，正如人们希拉的研究冠以“修正”为名一样，希拉本人并不持有明显的倾向。在这种苏联简史中有明显的表现。
在对斯大林、大清洗以及二战的描述中，希拉的描述并不总是正面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斯大林的正统印象可能来自于雅尔塔会议期间的那张斯大林照片，二战叙事，以及那张照片给人的印象是正面的；但二战前后历史细节中的斯大林，在希拉的叙述中则要渺小很多。
但在大清洗中斯大林所起到的作用，希拉的描述又比正统观念要谨慎很多。
同样的描述还出现在解体之后对苏联“帝国”属性的描述——这主要是对俄罗斯之外的加盟共和国而言——希拉认为，大部分情况下这种叙事并不成立。如果勉强地说，也可能只在波罗的海三国成立。
而苏联的解体，从较长的时间段看，可能发端于苏联的黄金时代勃列日涅夫时期，但戈尔巴乔夫的转向，或者说将政治改革置于经济改革之前的做法，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衰败——但1991年解体这件事情，可能需要更多归因于叶利钦。
苏联的解体造成的巨大冲击，如今可能很难凭空现象——当时的苏联人和西方苏联学家也难以想象。对于信奉马列的人来说更是如此，社会主义注定要葬送资本主义，然而现实却是如此吊诡——社会主义苏联凭空消失了，而且人们对苏联解体的偶然因素了解得越多，对于历史决定论的反讽也越多。
读罢本书的另一个感受是，苏联式的社会，如果以合法性的因素区分，在短暂的意识形态高潮过去之后，绩效合法性仍然是最主要的依据。苏联在二战前短暂尝试过的程序合法性，两次以失败告终，这也可能预示着未来的动荡。一个以绩效合法性为基础的国家，在绩效衰落之时最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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