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用实验方法减轻全球贫困”的三位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迪弗洛夫妇以及迈克尔·克雷默。其中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丝特·迪弗洛合著过一本著名的书——《贫穷的本质》，从田野考察的角度澄清了对穷人的偏见和误解，为减轻贫困给出了相对正确的路径。

小额信贷作为减贫的重要一环，自然也在这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和关注当中。2010年，国内《比较》杂志发表过班纳吉和迪弗洛对小额信贷的简要论述（原文链接）。

他们使用“非正规信贷市场”这个称呼，对小额信贷的一半世界（即由非金融机构发起的）进行了深刻总结，其中澄清了很多对小额信贷的错误认识。

这些来自田野调查的总结包括了以下要点：

• 贷款利率高，可能在40%-80%之间（年化）
• 贷款的违约比例并不高，10%的违约率算高的，通常在1%-4%
• 高利率并不是因为垄断（也不是因为坏账高，见上一点），即使放贷者众多，利率也很高；
• 放贷者并没有得到超额利润

细心的用户会发现，上述特点看起来有些并不自洽，比如既然利率高，但违约不严重，为什么放贷者并没有收获超额利润？

调查显示这应该归因于“管理成本”，即放贷人在决定是否借贷之前，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固定的，与放贷金额无关，因此对于小金额的借贷来说，即使利差很高，也不见得有超额利润。

固定成本的存在并非新的观点，后文会提到，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演进中，对这一点认识更为深刻。但班纳吉用另外一种模型解释了这个问题，并展示更多的政策选择。

班纳吉的模型是: 放贷人倾向于谨慎有两种原因，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是说借款者在无约束的情况下不想还钱，这会迫使放贷人提升利率；逆向选择是说，借款者对自己经济行为、前景更有预见性（比放贷者），因此他们如果知道自己无论如何无法偿还借款的话，利率对他们的影响很小。即提升利率可能会将能偿还的用户踢出市场，留下都是高风险用户，这一点人们也容易理解。班纳吉说，面对逆向选择，贷款人最合适的策略是降低单位贷款金额，以降低整体违约率。

但这样仍然指向了推升了总的成本，最终使得贷款利率始终维持在一个特定的区间内。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带来了这样一个两难，即不能通过不断提升利率来覆盖固定成本。因此这使得传统银行等金融机构很难以营利的方式来实现广泛的小额信贷。

学者的观察和研究还包括问题的另一部分，即要不要让穷人很容易地获得借款？答案是不要。如果获得借款有一定难度或者有很显著的成本，会促使借款变成一种“强制储蓄”，即会尽量迫使让借款者买未来需要的东西。

这些研究其中很多是在大约20年或者更早之前得出来的，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第一点是关于“固定成本”。

国信证券银行分析师王剑在一份报告中拆解信贷的模型：

信贷利率 = 资金成本 + 业务成本 + 合理利润 + 风险溢价；

进一步拆解：

业务成本 = 固定成本 + 变动成本 = 固定成本 + 客户数 * 单客变动成本

前面提到由于逆向选择的存在，实际上不可能通过不断提升信贷利率覆盖所有成本。因此传统金融行业也会通过不断降低“单客变动成本”，来降低小额信贷的总成本，典型的方法之一是IPC信贷工厂模式。

但互联网金融科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即依托数据与模型，在风控完备的情况下，从事1单、1万单和100万单放贷业务，总业务成本是相差无几的，这样100万单的情况下，业务成本平摊下来就低到了足够建立盈利商业模式的地步。

这也是人们一般所说的“边际成本递减”。

也是当前所有互联网金融机构能够展开小额信贷的主要原因。

可以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很好地解决了小额信贷的成本问题。但互联网金融有没有解决另一个问题？即借款者获得借款是否适量，利率是否合适，借款是否变得过于容易。

简化来形容，10年轻一个年轻人获得借款的难度，足以让他审慎地对待这笔钱，将它用在自己最需要的地方，用于更长远的目的。但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借款难度、供给者数量和成本，是否有类似的约束？从全局上看，这并不是借款者自己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提出“你为什么要不审慎地借钱消费”这样的指责，这本质上是一个对穷人的行为心理学干预问题。

从当前情形看，在适当性方面，互联网金融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