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创始人梁建章最近几年一直是“多生”的鼓吹手。按照他的说法，中国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大量三孩四孩家庭，中国的生育率太低了。

低是现实。在北京和上海，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只有0.6%，这大概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大都会之二。

我身边很多人并不喜欢或者同意梁建章的观点。这里有一些讨论维度的不同，梁建章更多的是提政策建议，普通人考虑的更多是个体选择。从个体选择看，生育是个人自由，是天赋人权，并不以对大局有利或者有害为目标。

但单从政策建议看，鼓励“多生”可能并不是全社会需要的“药方”。从东亚模式看——我们各个方面都在重复东亚模式——迄今没有国家（典型的是日本、韩国）摆脱了低生育率的境况。在东南欧，一些成功走出低生育率的经验，似乎也并非是因为政策鼓励。

关于这个问题，一些明确的结论或者经验包括：

1. 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发展有强烈的负相关关系。人均GDP每提升1%，总和生育率就会下降0.013，这种关系在过去30年非常的稳定。当然这是一个统计结果，并不是原因。

2. 生育权利>生育意愿>生育行动 的漏斗效应。有学者在江苏6县做调查，在4000多个可以生二孩的家庭中，45%的人认为有两个孩子最理想，但打算生二胎的只有21%，真正生了二胎的只有10%。（这是在二孩政策放开之前对双独夫妻的调查）

3. 文化、代际差异的影响非常明显。80后表现的生育意愿远低于60后和70后，在江苏的调查中，80后在调研中表现出的生育意愿对应的生育率只有1.36。如果进一步扩大文化因素的对比，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圈对非婚生育并不认同，OECD国家非婚生育占比的均值为40%，东亚普遍低于3%。

4. 人们的寿命变长，受教育年限变长，但生育习惯、文化认同并没有随之大幅改变。这里面有一些可能是经济的因素导致的，过去几十年的全球经济的成功可以说是全球化的成功，但全球化带来的一些结果，比如不平等的加剧对中间阶层的挤压；全球化对人力资本要求的提升，随之带来受教育年限的上升；全球化对福利主义的抵制带来公共服务投入减少，这些都是降低生育率的。但人们对于何种年龄阶段生育、以及生育的文化认同并没有发生与寿命、受教育年限相匹配的变化。

5. 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全都在中国社会中有体现。从中国的情况看，经济快速增长下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可能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

   经济高速发展四十多年了，为什么会出现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并不直接提升GDP增速。这类似于股票盈余，成长股的盈余大部分用来再投资，而极少用于分红。公共服务投入则类似于将盈余分红。

   东亚模式都是富裕速度比较快，类似于成长股盈余大部分用于再投资，这个阶段的公共服务大概率是赶不上需要的。随着经济下行，财政受到的约束更大，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变得更不容易。

   多说一句，很多学者不一定意识到整个东亚在早期阶段控制生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是说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对）。经济要发展，人们要变得富裕，首先要有“闲余”，这有两个层面，第一要有资本，这是通过引入外来资本实现起步的，第二要有人，要能把人从天天地里刨食奶娃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少生在这个阶段即时释放了很多劳动力，尤其可以看一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6. 有一些学者研究了东南欧生育率回升的经验，其中一些有意思的结论包括：政府的刺激手段都没有用，核心是经济继续增长，生育率就会呈现反“J”型走势。什么叫反J型走势，大概意思就是U型走势砍掉了最后45%。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生育率降低的时间比中国早，这些国家也纷纷采取了鼓励生育措施，他们有什么成功的经验？
   
   答案是没有。没有一个国家生育率出现了显著回升（在刺激没有用这一点上增加了一个砝码）。

7. 题外的，最近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说，“日本化”并不是央行造成的，而是老龄化造成的。他驳斥了伯南克在自传《行动的勇气》一书中对日本官员的负面评价，他的意思是，你们没有日本化，只不过因为你们没有经历如此严重的老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