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彭文生出版了一本《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的书，这本中，他着眼于当时的环境，分析了此后若干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和一些中长期问题。其中提到的诸多问题，比如收入不平等、人口城镇化、各类再平衡等等，也恰是政府施政的重点方向。
有本书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引用还是非常扎实的，得出的结论也有很说服力，比如：
- 从区分供给-需求；长期-短期的维度建立分析框架；在原来的主流分析框架之上，第一更多关注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周期的影响；第二更强调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通过人口结构变动解释现状和过去的问题；
- 人口红利与过剩型经济的判断，是理解中国较低的通胀中枢、较高的顺差、较高的储蓄率等情况的基础，它们在过去的环境下有可能是合理或者均衡的，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出现变化。
- 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红利的释放有关；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减，虽然收入分配情况会有改善，但代际问题又会凸显；
- 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劳动者的挤压；以及房地产、户籍政策造成居民内部的收入分化，由此造成的不 平等是中国消费率始终落后于同水平国家数十个百分点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多不拘泥于流派或者主义，近读周其仁、陆斌、兰小欢以及本文提到彭文生，均非一家一派之信徒，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仅看其是否经得起实践、实验之检验，看能否更合理地诠释实际问题(当然这可能也有可能是个人读书的偏好所致）。
回转到彭文生这本书，2022年读一本2014年的书，难免会在读的过程中不断探寻，现在怎样了？那些当时能看清的改革方向，进展如何？
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是刘鹤，这也意味着本书的观点可能部分进入了经济决策者的视野，或者是当时决策者普遍认知的一部分。在这个考量下，再检验其变化也可能回答一些问题。
为方便比较，我们以2012－2021为周期（部分2021年缺失），重新检视一下书中提到的一些重要事项：
- 人口红利
通行的人口红利指标包括“劳动人口比重”，或者生产者/消费者，或“总抚养比”。一般认为，总人口中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大于处于非工作人口，就存在人口红利。如果取15-64岁为劳动人口，人口红利的演变如下图：
（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总抚养比计算）
按照这一数据，人口红利的高峰是2010年（劳动人口占比65.8%，数量高峰出现在2013年），随后快速下滑，到2021年这一数据是53.7%。
彭文生书中将生产者定义为25-64岁，比通常定义高出10岁，得到预测是2015年红利见顶。整体来看，过去十年是人口红利快速消散的十年，二胎三胎政策从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但短期是加剧人口红利的消退而不是增进人口红利。
当然从生产侧看，人口质量红利的提升相当可观。数量上定义“人口质量红利”主要是教育投入、健康投入等指标的加权。但从可直观感受的数据看，受教育人口占比变化最为显著。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的占比，从2010年的10.09%，上升到2020年的17.22。
- 消费率
和发达国家、东亚国家先发国家，甚至和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率都是偏低的，彭文生团队统计的结论是可比阶段大概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统计方法的偏差显然不足以说明如此之大的偏离。
而且在彭文生写作的时间点上，中国居民消费率连续多年下降。彭文生认为，这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占三分之一的原因，储蓄率占三分之二。收入占比下降主要来自于人口结构，工资上升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压制，但企业则受益于要素价格扭曲。储蓄率上升一方面是人口红利上升期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也受社会保障、人口城镇化不完全（户籍限制）、政府税收偏重投资而非公共服务有关。
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问题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也有所缓和，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点出现在人口红利最高点。2010年当年居民消费率只有34.63%，疫情前的2019年回升到39.08%，是2005年至今的高点。
彭文生在2014年预计，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各种制度变革，预计2020年总体消费率将有58%，居民消费率41%；如果摒除疫情影响看2019年数据，这两个数分别是55.8%和39.08%，经济结构的变化仍然逊于当年的中性预期。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
- 外汇的再平衡
2012年以来，企业和居民部门持有外汇增长了一倍多，而外汇储备变动较小。但离藏汇与私营部门，平衡未来的收益与风险还有一定的距离。
（来源：据央行数据整理）
- 公平
公平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是劳动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在此前的人口结构中，人口红利压低了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这一情况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会有自然缓解；但收入不平等的另一重含义，可能是人们的初始资源禀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而目前的税制——以累退性质的流转税为主——在加剧这种不平等；而财政支出，用于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比例过小，也进一步加剧低收入者的困境。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从数据上看，以基尼系数计算，这种不平等呈现出先改善然后停滞或者回升的趋势。
在社会性财政支出方面有趋势性的增长，这主要是老龄化带来社保和医疗相关支出的扩大带来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例在过去十年基本保持平稳。一般研究认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前者对不平等的抑制更大，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后者可能更大。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但目前数据不太好表达的问题，如代际公平等，容后续有机会再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