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见、实践与变革:一则书摘与过去十年的若干关键词

2022/09/02 11:21 上午 posted in  Economic

2014年彭文生出版了一本《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的书,这本中,他着眼于当时的环境,分析了此后若干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和一些中长期问题。其中提到的诸多问题,比如收入不平等、人口城镇化、各类再平衡等等,也恰是政府施政的重点方向。

有本书的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引用还是非常扎实的,得出的结论也有很说服力,比如:

  • 从区分供给-需求;长期-短期的维度建立分析框架;在原来的主流分析框架之上,第一更多关注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周期的影响;第二更强调人口结构变动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包括通过人口结构变动解释现状和过去的问题;
  • 人口红利与过剩型经济的判断,是理解中国较低的通胀中枢、较高的顺差、较高的储蓄率等情况的基础,它们在过去的环境下有可能是合理或者均衡的,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也会出现变化。
  • 收入不平等很大程度上与人口红利的释放有关;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减,虽然收入分配情况会有改善,但代际问题又会凸显;
  • 收入分配中,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对劳动者的挤压;以及房地产、户籍政策造成居民内部的收入分化,由此造成的不平等是中国消费率始终落后于同水平国家数十个百分点的原因。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经济学者多不拘泥于流派或者主义,近读周其仁、陆斌、兰小欢以及本文提到彭文生,均非一家一派之信徒,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仅看其是否经得起实践、实验之检验,看能否更合理地诠释实际问题(当然这可能也有可能是个人读书的偏好所致)。

回转到彭文生这本书,2022年读一本2014年的书,难免会在读的过程中不断探寻,现在怎样了?那些当时能看清的改革方向,进展如何?

这本书的序言作者是刘鹤,这也意味着本书的观点可能部分进入了经济决策者的视野,或者是当时决策者普遍认知的一部分。在这个考量下,再检验其变化也可能回答一些问题。

为方便比较,我们以2012-2021为周期(部分2021年缺失),重新检视一下书中提到的一些重要事项:

  1. 人口红利

通行的人口红利指标包括“劳动人口比重”,或者生产者/消费者,或“总抚养比”。一般认为,总人口中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大于处于非工作人口,就存在人口红利。如果取15-64岁为劳动人口,人口红利的演变如下图:

(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总抚养比计算)

按照这一数据,人口红利的高峰是2010年(劳动人口占比65.8%,数量高峰出现在2013年),随后快速下滑,到2021年这一数据是53.7%。

彭文生书中将生产者定义为25-64岁,比通常定义高出10岁,得到预测是2015年红利见顶。整体来看,过去十年是人口红利快速消散的十年,二胎三胎政策从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但短期是加剧人口红利的消退而不是增进人口红利。

当然从生产侧看,人口质量红利的提升相当可观。数量上定义“人口质量红利”主要是教育投入、健康投入等指标的加权。但从可直观感受的数据看,受教育人口占比变化最为显著。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的占比,从2010年的10.09%,上升到2020年的17.22。

  1. 消费率

和发达国家、东亚国家先发国家,甚至和金砖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率都是偏低的,彭文生团队统计的结论是可比阶段大概要低10个百分点以上。统计方法的偏差显然不足以说明如此之大的偏离。

而且在彭文生写作的时间点上,中国居民消费率连续多年下降。彭文生认为,这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下降占三分之一的原因,储蓄率占三分之二。收入占比下降主要来自于人口结构,工资上升受到劳动力供给的压制,但企业则受益于要素价格扭曲。储蓄率上升一方面是人口红利上升期的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也受社会保障、人口城镇化不完全(户籍限制)、政府税收偏重投资而非公共服务有关。

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到这个问题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也有所缓和,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点出现在人口红利最高点。2010年当年居民消费率只有34.63%,疫情前的2019年回升到39.08%,是2005年至今的高点。

彭文生在2014年预计,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各种制度变革,预计2020年总体消费率将有58%,居民消费率41%;如果摒除疫情影响看2019年数据,这两个数分别是55.8%和39.08%,经济结构的变化仍然逊于当年的中性预期。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

  1. 外汇的再平衡

2012年以来,企业和居民部门持有外汇增长了一倍多,而外汇储备变动较小。但离藏汇与私营部门,平衡未来的收益与风险还有一定的距离。

(来源:据央行数据整理)

  1. 公平

公平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是劳动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在此前的人口结构中,人口红利压低了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这一情况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会有自然缓解;但收入不平等的另一重含义,可能是人们的初始资源禀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拉开了巨大的差距,而目前的税制——以累退性质的流转税为主——在加剧这种不平等;而财政支出,用于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比例过小,也进一步加剧低收入者的困境。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从数据上看,以基尼系数计算,这种不平等呈现出先改善然后停滞或者回升的趋势。

在社会性财政支出方面有趋势性的增长,这主要是老龄化带来社保和医疗相关支出的扩大带来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例在过去十年基本保持平稳。一般研究认为,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前者对不平等的抑制更大,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后者可能更大。


(来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但目前数据不太好表达的问题,如代际公平等,容后续有机会再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