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类书可以被称作“通史”，狭义上它类似于“欧洲简史”、“世界史”、“日本史”一类的著作；如果读者仔细思考一下，会发现很多畅销书是以类似的思路撰写的，广义来看，这可能是最大宗的畅销书类型之一。
比如“人类简史”，“从火到弗洛伊德”，甚至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有的宽泛，有的聚焦，但总体来说是类似的。共同之处在于，这类书籍会提出一些解释历史的框架、逻辑或者结论。
在我们所经历的教育中，”历史告诉我们“，”历史规律昭示”等等是很熟悉的词。因此在我们的语境中，通史的写法是非常容易被接受的。时间拉得越长，人们越容易使用这样的句式。
在理解近处的事务时，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如”开倒车“一类的词汇，其实这也隐含着类似的观念，即某种状态是常态，而另外一些是例外。
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对过去哪些未经审查的观点产生怀疑。这些怀疑来自环境的变化。比如，过去十年是什么样的年代？世界和平是常态，还是有可能是一个例外？中产阶级是一个兴起的趋势还是衰落的趋势？
《历史的辉格解释》写于1931年。按照作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二十世纪剑桥学派代表人物，1900-1979）的观点，通史的读者们应该分外小心，不应轻信某些具体的理论或者解读，更不应该基于这些结果做出二次推导。
作者举了一个如今仍然盛行的例子（论断）：宗教改革塑造了现在资本主义。按照辉格史观——或者说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到的，宗教改革是进步的，它导致了世俗社会的出现，导致了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出现……按照这种解释，历史似乎是一串线性的进步。
但作者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历史是大量”非期然“后果的组合。路德并不是世俗的和自由的推手，在这方面，路德比教皇更为严苛和专制。很难说路德，或者进一步说有什么单独的事件是形塑现代社会的主要原因。
一个“进步”的观念
巴特菲尔德驳斥的辉格史观，大约有这么一些特点：
还原论的史观 这可以说是科学革命的遗产，或者说一个“机械宇宙”的观念。人们相信，一定有A导致了B，如果给定条件A，那么重复得到B。按此，则当代的事物一定能找到一个古代的开端。
以今天为中心 当前的是绝对的，神圣的，是评价过去的标尺；这很容易得到另一个观念，即历史可能由一组线性的“进步”组成，由落后状态逐渐过渡到当下。
我以为，这两点是辉格史观的核心。而比如选择性的构造历史等特点，则是基于此的合理延展。比如，当下如果是绝对的，那么人们将会选择一些系列事实来构造当下的合理性。
也因为这种增删节略，人们会比较容易得出历史中蕴藏着某些超脱于细节的、更本质的东西——不管它是“历史规律”，还是“世界意识”。
更因为这种以当下为核心的关照，我们很容易鉴别古代的每一件事情：它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并重塑一系列线性的叙事。
但《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反对这种意识。
如果我们把今天视为一种绝对之物，而其他时代都是相对的话，我们一定会丧失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更真实的自我映像；我们就不会认识到，我们的情况也是相对的。同时，我们也丧失了认清我们自身，包括我们的观念和偏见，在数个世纪的河流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的机会。换句话说，我们也就不会看到我们自身其实并不是自足的，也不是无条件的，我们只是宏大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我们不仅仅是拓荒者，也是历史运动的过客。
新科诺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则在《权力与进步》中提出了辉格史观的另一个背景，即边沁开始的功利主义的影响。
按照功利主义最初的逻辑，保护一个童工并不是必然的，如果保护童工导致的雇主损失，超过了童工获得的收益，那么保护童工就不可行。社会总福利上升，这为“当下”提供了一个判断逻辑，让人们得以区分“进步”还是“反动”，并可以因此选择讲述的事实材料。
阿西莫格鲁认为这种思考方式是上层阶级的，是过度自信的。
一种写作的方式
但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问题，如何看待历史书写的“节略“，以及历史在研究什么？
比如，虽然要警惕那些超脱于历史细节的“规律”或者”世界精神“，但只要是书写，就无法避免简化。这也是人类思维的局限，我们的大脑是通过简化来认识事物。
也因此，包括巴特菲尔德在内，人们并不认为”通史“的写作方式没有价值，这是认识世界非常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但问题在于，很多读者（包括作者）未能意识到其局限：
不论通史作为一种大众化的学术体裁有多么大的价值，其价值都会被它在思想轻率的人那里实际造成的副作用所抵消。它通过让我们掠过宏大的领域，让我们忙于讨论重大的主题，在我们的头脑中引发了一种美妙的亢奋。它给不易察觉的大而无当的推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它通过各种衍生促使我们去追求一种易于获得却又十分危险的智慧——“事后”的智慧。
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让读者们清晰的知道这一点，而不是引导他的读者认为，他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可以像数学公理一样作为下一次推导的基础。
仅针对历史研究而言，他提出，历史是研究什么的？历史并非追溯起源的学说，而是研究变化的学说。即人类社会如何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期间的中介是什么，如何相互作用。
尽管任何想法都能找到其历史上的先驱，至少对于我们历史学家来说，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诞生了一些不同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不是关于起源的学问，而是关于中介的学问。这种学问研究的是引导旧事物转变为历史学家所认为的新事物的真正有效的中介作用。从本质上说，这是关于转变的学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唯一绝对的事物就是变化。
按照巴特菲尔德的观点，如今很多畅销书的提问方法是“非历史”的。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根源是什么？比如东方和西方的“大分流”是文化？地理？还是殖民？甚至国家的兴衰，权力的演变等等，都可以在类似的规则下检讨。
**两种理解世界的尝试 **
但如果从文本的流行趋势看，大部分人是反对巴特菲尔德的。这一点从畅销书榜单就能看出。
如果历史是大量“偶然”和“非期然”结果的组合，历史是复杂到无法提炼规律的事物，那我们就无法从中得到任何结论——或者说，没有任何简单的结论。
没有简单的结论——这正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东西。
回到与人类社群有关的任何事务上，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不管是社会的、民族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只不过在历史叙事中，历史学家很容易意识到本质上叙事的构造是连续的、层累的，这会引起他们的额外关注。
从本质上说，人们最容易理解的，仍然是牛顿以来的机械宇宙观。在这样的世界中，因果关系是条分缕析的。
如今人们的实践虽然屡屡革新这一点，比如，在很多大数据模型中，程序员会发现根本无法通过因果关系来调整因子获得预期结果，相反，模型容易变成”混沌“的。
如果要脱离机械宇宙，如何去尝试理解巴特菲尔德式的历史？
我以为，有两种框架也许会有帮助。一种是复杂系统。
有很多关于复杂系统的科普类书籍，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椋鸟。见过成千上万只椋鸟飞行的人，往往为其呈现的形貌而惊叹，尤其是这是头脑简单的鸟类构成的行为。但研究者发现，椋鸟复杂的飞行其实仅仅需要给定一些非常少，非常简单的，鸟类即可遵循的物理规则。
这是理解复杂系统的一个简单例子，但人类的行为、人群的数量，远远比一群聚集的椋鸟要复杂得多。依复杂系统来理解历史，对“非期然“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的祛魅都是较为容易的。
另一种方式则是演化论的视角。霍金将演化论用于宇宙的创生，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宇宙的历史。
演化论在理解世界时的核心在于，即使遵循的物理规律是一致的，演化树上的每一个节点都会决定最后的形状。按照霍金的观点，如果世界从大爆炸重新开始，得到的宇宙也将是截然不同的。在这个视角下，每一个路口都有很多个分叉，每一个路口对分叉的选择决定了”当下“的形状，对于一个分叉足够多的演化树来说，退回去重来，只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因此从演化论的视角看，如果拿破仑穿梭时空回到科西嘉，并不会有一个”世界意志“推出下一个拿破仑。也是从演化论的视角看，历史就是由无数连续的分叉构成的演化树，人们可以研究不同要素相互影响的方式，但同时也会从根本上否认有某种结果上的必然。
进入道德的领域
然而——这是最后一次说“然而”——人们也不能说黑格尔的“世界精神”是无意义的，或者说边沁的观点是某种虚妄。
正如巴特菲尔德所说，期待获得某种简单的“事后的智慧”可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面向已经发生的事物。但人总是在不断走进未来，人们前行时至少需要一个手杖，或者某种指引。
但这已经不是“事后的智慧”的领域了。依巴特菲尔德的观点，这离开了历史的领域，进入了道德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很多“规律”只是在构建某种道德判断。
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回到了达龙·阿西莫格鲁所说的地方，”进步“作为一种新兴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道德判断，它以某种历史规律的面目呈现。
毫无疑问人人都需要一些信仰，不然个人和群体都寸步难行。但作为“规律”或某种“真理”出现的信仰有额外的作用，它可以要求牺牲。
辉格党人以来的”进步“就起到了这种作用，这一点阿西莫格鲁在《权力与进步》中论证尤其充分。
短暂从政的诗人拜伦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我走过半岛的遍地战火，也曾亲临土耳其一些受迫最深的地方；但就算在最专制的异教政权统治下，都未曾目睹回国后所见的那般悲惨及哀伤，竟赤裸裸地发生在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心脏。
如果没有提示，人们很难相信他是在说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但在”进步“的要求之下，这一切在辉格历史中都是理所当然的。
这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现象的共同体》中提出的见解异曲同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超越一个村子规模的”民族“、”族群“都是某种”想象的共同体“，是政治上的共同体。但它何以用血缘的想象聚集在一起？因为一旦将政治的共同体想象成血缘的共同体，便可以要求”牺牲“。
人们当然可以提出新的道德主张，不过一旦作者申明这是一项道德主张，读者就会审视、检查，就不会像接受规律一下全然接受它。
而这正是诸多真正的学者所主张，然而却为各种领袖所掩盖和驳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