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4日开始，我几乎一直待在家里，处理一些邮件和微信，陪女儿学拼读和读历史。零碎时偶有所得，是为记。

1）
王莽大概是史载第一个的表演政治家，祥瑞、劝进、禅让的戏码，几乎都是由王莽“发明”的，此后有一系列的模仿者包括武则天在内。

儒的教义发端于周公，或者说儒生重述的周公，对礼的重视是发自内心的。然而篡位就是篡位。王莽的做法，不过是使形式服务于目标。

白居易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判断动机是徒劳的，看动机没有确定的解。

但对比封建时代的其他效仿者，王莽至少是有目标的改革者。

另，书生的做法虽然恶心，但与后来东汉的宦官和外戚相比，至少没有那么血淋淋。

2）
梁实秋在杂文中记天主教选主教时，就职的主教要照例说三回“我不要当主教”，然后就勉为其难就任了。这和中国古代的劝进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是古代遗迹，如今不需要也不提倡这种东西，但人们需要的内心支撑是一致的。

2008年金融危机中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后来在自己的自传《峭壁边缘》中，描述了在全家民主党拥趸的背景下，他为什么要加入任期只剩一半的布什政府。

保尔森这个理由是用周行长的嘴说出来的。据保尔森描述，在一次国际会议期间，周拉他进了一个没有录音的房间，大意是周问他，我听说布什要任命你当财长呀？

保尔森说没有，我在犹豫。

这时候周劝他说，大意是，亨利，你是一个很有“公共精神”的人，这很适合你，不要犹豫了。

没多久，保尔森就当财长去了。

很多人（包括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福山在内），都说美国的否决政治真是非常低效；一些学者著述说美国的行政系统效率也不行。但美国的成绩斐然所有人都能看到，这其中可能很大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有“公共精神”的社会精英，加入并领导了这个体系。

早几年有常驻香港的外国观察家说，中国人只想超过别人或者在竞争中取胜，毫无公共精神。

虽然以2020年头两个月暴露的情况看，这在很多地方都很贴切：人们能看到满目庸懒惰怠、能看只关心自己位置而毫无公共精神的人。

但这很难说是全部，最多能说这样的人不如美国多，或者有一些条件的制约。

比如仍在世的著名政治家说，他说当年得知要选他的时候，就吟了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3）
所以说，人类是相似的，中外皆同此理。据此才有“普世价值”。

但塞缪尔亨廷顿说，这真是废话（包含着深刻但不恰当，恰当但不深刻，以及既不恰当也不深刻的东西）。

人心的变化在世界几个大国领导人的上一次更迭以来，似乎越发明显了。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远远大过“普世”带来的融合，甚至对于什么东西是普世的这一点上，大家也越来越远了。

提出“历史的终结”的福山，认为明显的变化发生在2005年前后。现在“历史的终结”推迟了，或者它只是一个目标而非一个进程。

塞缪尔亨廷顿说，“文明的冲突”只是所有已知的“范式”中，用起来效果比其它更好的一种“范式”。但“范式”都是对实际情况的简化。

很遗憾的是，近30年过去了，当今的学者、政治家们并没有提出一种显著地比90年代初的“范式”更高明或者更广为接受的模型。

以前的“范式”中肯定有很多东西是被忽略的，比如技术变革环境的影响，比如传播的变化，新经济带来的分配结构的变化等等，都在不断更新或者扭曲各种模型中对“文化”、“文明”、“民族”、“国家”的界定。

但塞缪尔亨廷顿的洞见之中，有一点非常贴切：即普罗大众并不依赖于对“文明”的理性分析来认为哪一个更好或者更合适，而是看它们呈现的短期结果。

政治家们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包括最近提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都能看到类似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