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与对错之辩

蒋廷黻是我的同乡，其家距我家不过是百余里。按照蒋口述自传的说法，小时候他总经湘潭去长沙北边的靖港，他家的店铺就开在那儿。

在很长一段时间，蒋廷黻在内地并不为人所知。他留美归来后先在清华任教，后初任蒋、孔行政院政务处长，1949年去国，后历任“联大代表团团长”和“驻美大使”。在不那么开放的年代，这样的人物当然比较难得到引介。

蒋的自传，在很多方面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某些图景。且对于有一定年纪的湖南读者而言，其描述的场景也多有亲切之感。但这本2016年引入的书名之为“国士无双”，确实过誉了。

在那个年代无双国士当然有，但蒋难担此名。蒋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那本《中国近代史》，此书作于清华阶段，当然是一本不错的书。但这是指其开风气和方法论之先，从学术上看，他研究中国外交的成就可能更大。

如果沿此路径往后，他可能终成一代大家。但就像很多湖南人——应该说是晚清以降的文人那样，“经世”是这一代人心中难以拒绝的志向，1935年，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此后一直到去世，再未重返学术领域。当然在外交、政务等领域也可能担起国士这一美誉，但显然这也不是对真实情况的写照。

蒋廷黻的经历中，尤为当时人以及后来者不喜的一点是他对抗战的看法。蒋本人不避讳这一点，也就此阐述了其观点。日本占据东北之后，他是在胡适、丁文江等一众《独立评论》学者中唯一主和的。其主和的理由当然也很充分，中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应该争取时间发展备战。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务实”，从务实出发，后来他成为国民党一众官员中对苏联参战幻想最小的人，也毫不意外。

不过虽然主和，他和汪精卫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即作为官僚，他绝不会把个人意见和政府政策混为一谈。从这本回忆录中记叙的行政院工作看，中央政府官僚的素质可能远高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也远高于人们对国民党腐败的整体印象。

在阅读蒋这本自传时，那种阅读历史时最常浮现的感觉常常萦绕着读者，即实然并不一定是对的。或者说，人们有时候根本无法根据成功率做出“历史地看”属于正确的判断。“应然”也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

阅读二战相关历史时，丘吉尔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嘲讽张伯伦的那段话常常被引用：“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ur. You chose dishonour, and you will have war.”

张伯伦当然选的是英国人喜欢的务实，而丘吉尔的选择则代表了一种看起来代价很高但道德正确的道路。事后看起来，丘吉尔选择的道路其实命悬于美国之手，也很难说当时英国人都不明智。

但抛开人们事后对绥靖的批判，在历史的真实情境中，当时张伯伦受到全英上下的欢迎，而丘吉尔则被下议院视为“战争贩子”。

所以“历史地看”很多事情，可能往往不能单纯以利弊或者成功概率大小而论。每个群体之所以凝聚为群体，往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有无法回避的对错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