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前后,我刚加入媒体行业,股权分置改革正在进行之中,赶上了好时候。那时候气氛很热烈,不只是赞成的气氛很热烈,反对者也能畅所欲言。

比如2025年又开始火起来的高志凯,那时候是一家中字头央企的董秘。不过二十年前,我尚不知道他还有其他身份。当时我的老板让我去采访他,那时候他差不多算是反对派中最有逻辑、最有影响力的。

但作为一个新人,怎么去采访这样一个热门人物是个难题。我是一个新手,报社也是新的,人脉关系,说实话那时候很多从业者有点“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意思,往往不愿意给新人帮助。高那时候常驻香港,这也是一个障碍。

不过我最后还是单独采访了他。过程有一点“不厚道”,好吧,有点“不厚道”。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所以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约束。最后有点自觉地运用马斯克说的第一性原理。我想,高已经有不少观点面市了,对他来说,接受采访还能提供什么额外的价值呢?什么理由对他来说是无法拒绝的?

我想,对这样一个仍然在国有机构任职的人来说,恐怕最难以接受的是有人片面解读他的观点。于是我搜集了他的观点发布之后各类片面的观点和评论——鉴于他是反对派,这样的观点蛮多的,然后发邮件给他说,我们正在做一个关于股权分置改革观点的综述,看到他有这些观点,是否能请他确认,如果能专门聊一次就更好了。

很快,高就回电了,采访也进行得很顺利。

不过高不是我要说的主人公。当时领导还安排了另一个人物单伟建。

他不是反对派,但我记不太清楚我是怎么采访他的了。最开始他在一个经济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为什么中国经济过去五年成长了那么多,股市反而下跌了50%?2005年,他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落款是经济学家。

但很快我知道他也有另一个身份,在新桥收购深发展这一个绝无仅有的案例中,他是收购的操盘手。

有人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古典互联网恐怕不是。我想起这些的时候回去搜索,已经都不到任何内容了。

说回单伟建,一直到我看到这本《走出戈壁》之前,我都没有想过他会是一名知青,在负笈美国之前,是一名小学毕业之后就去内蒙兵团劳动的知青。他的这本自传讲的就是他从商之前的经历:从在北京上小学,到亲历动乱,到内蒙下放劳动,到如何以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身份考上外经贸,如何赴美求学于旧金山大学和UCB,以及后来在沃顿的一些内容。

从篇幅上,这些都是非常节略的描述,而唯有内蒙一段颇详实,尤其在文末,又记载了2005年他重返内蒙,遇到两名战友的故事,真令人无限唏嘘。人的命运,鲜活的青春,浪费于虚无,有的人幸运可以重启,有的人却坠落后不再有机会。

单作为海关以及后来的外经贸部子弟,小学毕业恰逢1966年,他在混沌中跟着大孩子一起串联,走过南方的山区;在附近的中学看见副校长被打死,后来查询却不见于任何史册。捉麻雀,破四旧,烧毒草,下乡等等,他一个都没有落下。但在他的记忆中,一定是内蒙古冬天的寒冷,乌海冰面上割芦苇的日子给他留下了身体和心灵上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一代人在下乡中感受到的幻灭和虚无,在近代以来可能是空前绝后的。在此之前,社会动员达不到这种程度,在此之后恐怕也不太可能了。

单的坚韧得以让他从戈壁重返北京,又从北京去往美国。但就像单在一次世行面试中提到的那样,到那时为止,他其实从未“规划”过,也从未有“野心”,在时代中随波逐流,然后幸运地被命运之手捞了起来。

当然这类传记,最好是不要指望从中悟出什么大道理,但有感触就足够了。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回到当时的现场,对如今的生活没有什么帮助,但如果有人跟你说起当年如何如何,你会知道他是不是在骗你。

当然也可能由于这些——首先是对那十年的鲜活描述,其次是对兵团的否定,可能导致这本书无法在内地发行。但这本亲历记的价值,是很多说理或者概括难以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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