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一书的特点在于简明扼要，能让读者对政治思想的演变有非常清晰的认知。作者要言不烦的介绍了西方城邦时代的政治思想，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随后是作为重点的现代政治哲学源起，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一直到托克维尔。

从政治哲学上说的，中国古代是如今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儒家治世理论永远并不讨论最佳的政制，儒家只有一个政制，无非周公之制，但实际上帝制中国所行的，又是另外一套方法，理论与实践脱节，关于政制的讨论当然也可有可无了。

从某个角度说，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清季康梁等一大批知名人物，在向西方寻求政治哲学时，引入的是城邦时代的自由与民主，反对当时英美的自由与民主。这一点在康梁的著作中尤为明显，一方面是救亡图存的过程中非常需要城邦式的强调集体的自由民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由于主流思想中一贯缺乏关于政治哲学的讨论，当时的思想界确实需要从头开始。

回到本书，可以说对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政治哲学家，当属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他们的思想都很丰富，很多如今存在与我们脑海中的“默认选项”，就来自于这些人物。

比如现实主义的原则，就来自于马基雅维利；比如说，政治权威来自于人民的同意，则来自于霍布斯的首创；而人人生而具备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所有权，则来自于洛克。

其中，洛克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起源，私有财产权起源于劳动，这和李嘉图一道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源头。

而在这些基础上，对当代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我以为还是卢梭。

当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侧面的卢梭，但无可否认的是，卢梭的影响从法国大革命那一代人就开始了。人们可以保留自己认定的卢梭形象，但卢梭的著作，被他之后的民主、共和、浪漫主义、民主主义、极权主义者争相引用。他的著作中，确实也包含着所有这些成分。

卢梭对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两种观念，一是“公意”，指向某个不具体的，超越所有人的总体意志，就可以有很多解读。“人民主权”或者以“人民”替代上帝，现代民族国家的集体认同，其源头都在卢梭的思想中。

另一则是文明与自然人的对立观念。"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处不身带枷锁"，社会主义、激进的平等主义都受到卢梭思想的滋养。

当然卢梭这句话也预示着对现代性批判的开端，在这脉络下，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反思，都可以看作对卢梭这个观念的回应。

从这个角度看，提问者才是永恒的。

经济增长是如何发生的？

这里面有很多种解释，从李嘉图、马克思、韦伯一直到罗默、诺斯、罗斯托、加州学派等等，各种维度的解读不一而足。

阿吉翁这本书的是从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这一概念出发，来解释经济增长及其后果，可以说是较少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增长理论，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就足够其获得诺奖。

资本主义从在“创造性破坏”或者类似的冲突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当然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桑巴特，虽然他如今远没有韦伯那么知名。

这也显示出德语学者对现代世界的巨大影响，从马克思到熊彼特——即使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缺陷，如今人们仍然使用其拓展和阐述的范式来解释世界。

但阿吉翁显然比熊彼特乐观得多。

阿吉翁在本书中的关键观点是三个关联的过程：

创新与知识传播是增长过程的核心。长期经济增长源于累积式创新，每个创新者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企业的专有知识积累是生产率差异的根本来源。

创新依赖激励机制和产权保护。企业投入研发的动力来自对"创新租金"（innovation rents）的追逐，因此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可或缺。

创造性破坏的持久张力导致周期和增长：新创新使旧创新变得过时，由此在生产过程的"创造"与旧结构的"破坏"之间形成持久的张力——这是资本主义内部的核心矛盾。

保罗·罗默（Paul Romer）之前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一个水平扩张品类的模型，而创造性破坏，则是一个垂直替代的模型，因此它在解释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就业、生产率变化等方面有天然的优势。

阿吉翁在书中也给出了很多创造性破坏模型下，经济增长后果的解释，比如说不平等。尤其是他区分了两种不平等，以顶层收入人群衡量的不平等，以及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这需要对基尼系数是一个求和面积的比有一定理解。

简要地说，就是阿吉翁认为，创新会导致top 1%的人收入占比增加，但同时也会提升阶层流动性，即原来那些什么资本都没有人，可能通过创新跃升阶级。因此，基尼系数有可能并不会增大。

但注意看这个有实证检验的结论：虽然我们可以说创新提升了阶层流动性，但创新在两种不平等上的影响，一种是负面的，另一种最好的效果是中性的（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当然，另一种角度看，人们也可以认为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内生的激励机制。内嵌的，无法分割的。损害这种机制只会损害资本主义。

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模型，阿吉翁也给出了很多政策建议，比如竞争政策。他提出了一种基于实证的竞争与创新的"倒 U 形"关系（这在原教旨市场主义者看来是荒谬的），同时支持产业政策、支持特定行业的产业政策、支持政府的积极作用。

这也正是很多中国学者对其的批评所在，认为他提出的对问题的治愈方法，恰好是反熊彼特的，反资本主义的。

这个批评本身就蛮魔幻的，因为亚当斯密、熊彼特都从未写过如此激进的文字，也只有中国学者提出了如此尖锐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