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人类的思想结构中存在着二元模式，还是历史真的存在周期？

二元结构在人类的群体思想中源远流长，从古老的拜火教开始就从未断绝。探究美国的历史，两党制从联邦党人及其反对者开始似乎就初见雏形了，而交替执政的历史给历史学家们寻找政治规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历史的周期》这本松散的小册子中寻求的就是这种规律。他认为政治有其独立的周期律，并非由经济周期决定。

按照本书的说法，美国政治的总体取向在两种模式之间有规律地摇摆。一种阶段是公众的“公共目的”占据上风，政府介入加深，比如进步主义时代，新政时代，伟大社会时代，但这种主动的“激情”总会消退，尤其是行动不能达到预期之后，于是人们转向开始强调个人，这就进入了“私人利益”主导政治的时代，这样的周期可能持续25-30年。

在解释这种动因时，他的见解颇有点类似于克尔凯郭尔，即激情和厌倦，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两种情绪模式。

在另一个维度，文化的维度，小施莱辛格将美国自我认知分为两种对立传统，“实验主义”和“天命论”，用于解释美国政治中的内外倾向，尤其是对外政策中的影响。

实验主义源于启蒙运动与奥古斯丁/加尔文神学中的人性幽暗意识，这种观点认为美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共和制实验，其底色是务实、谦卑、允许试错与修正。

而天命论源于清教徒的"山巅之城"理念，深信美国是被上帝选中的国家，负有拯救人类的昭昭天命。

探讨某个政治人物或者具体的时期，这两种维度可能构成了四个象限，保守/进步，实验/天命，四个象限都有其崇信者。

毫无疑问，阅读这本书要比看以上总结要惊艳的多，其中很多深刻但辛辣的描述，但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弱点，即使是一个非美国读者，也能很容易看出其党派倾向。民主党是好的，共和党是愚蠢且自私的，作者对里根的评价尤其低。

这也是保守派攻击的主要着力点，小施莱辛格真的可以公正地评价保守派的政治吗？

当然另一种评论是方法论上的，对历史进行回溯，很难有理论经得起数据上的检验。比如说，美国选举的周期，和作者说的因素真的有统计上的相关性吗？

本书写于1986年里根时代。一些保守派认为，小施莱辛格只是想说美国政治的钟摆会摆回来，但很多人认为，这个公共/私人的框架已经很难解释后续发生的事情了，政治在变化，含混了以前看起来清晰的面目（甚至这种清晰可能是一种事后的选择性忽视）。

比如，克林顿时代算新自由主义时代，还是私人市场大幅扩张的时代？从里根到克林顿，缩小政府的余波似乎一直延续了下来。又比如特朗普时代，是根本上跳出了左右的周期律，还是仍然在私人利益的周期之内？

保守派当然也有自己的美国政治周期律，比如亨廷顿；也有类似于康波周期的更长周期预测，比如图尔钦。但放在一起看，只能说都很有启发，很有意思，也很难应用。

或者说这些理论，要么有点像弗洛伊德，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已经被证伪了，但不影响其广为传播；要么像占星术，属于无法被定义为波普尔所说的科学的范畴。

因此也有学者根本上反对政治存在周期律，认为这只是学者的一种事后拟合。

当然这种观点并非不可知论，而是说，人类的历史每一天都是新的。差不多又让我们回到了德谟克利特的想法当中，“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摘录一些有趣的描述，可能会加深你想读这本书的想法：

在这种威严面前，再强势的人也会畏畏缩缩。沃尔特•F.蒙代尔担任副总统时，朋友们请他带着他们去见总统，说：“我要直言他所犯的错误，他会从我这里得到好些教训。”但当蒙代尔把他们带进椭圆形办公室时，“（他们说）您好，总统先生。罗莎琳怎么样了？军队怎么样了？您做得很棒。‘鹰派会变成鸽派，保守派会变成自由派。当朋友们进到那儿的时候，他们的言行令我连一点影子都认不出来了。”

莱茵霍尔得·尼布尔说，“国家和个人一样，在其自我认知中是完全清白的，但在相互关系中是难以忍受的。”

蒋廷黻是我的同乡，其家距我家不过是百余里。按照蒋口述自传的说法，小时候他总经湘潭去长沙北边的靖港，他家的店铺就开在那儿。

在很长一段时间，蒋廷黻在内地并不为人所知。他留美归来后先在清华任教，后初任蒋、孔行政院政务处长，1949年去国，后历任“联大代表团团长”和“驻美大使”。在不那么开放的年代，这样的人物当然比较难得到引介。

蒋的自传，在很多方面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某些图景。且对于有一定年纪的湖南读者而言，其描述的场景也多有亲切之感。但这本2016年引入的书名之为“国士无双”，确实过誉了。

在那个年代无双国士当然有，但蒋难担此名。蒋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那本《中国近代史》，此书作于清华阶段，当然是一本不错的书。但这是指其开风气和方法论之先，从学术上看，他研究中国外交的成就可能更大。

如果沿此路径往后，他可能终成一代大家。但就像很多湖南人——应该说是晚清以降的文人那样，“经世”是这一代人心中难以拒绝的志向，1935年，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此后一直到去世，再未重返学术领域。当然在外交、政务等领域也可能担起国士这一美誉，但显然这也不是对真实情况的写照。

蒋廷黻的经历中，尤为当时人以及后来者不喜的一点是他对抗战的看法。蒋本人不避讳这一点，也就此阐述了其观点。日本占据东北之后，他是在胡适、丁文江等一众《独立评论》学者中唯一主和的。其主和的理由当然也很充分，中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应该争取时间发展备战。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务实”，从务实出发，后来他成为国民党一众官员中对苏联参战幻想最小的人，也毫不意外。

不过虽然主和，他和汪精卫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即作为官僚，他绝不会把个人意见和政府政策混为一谈。从这本回忆录中记叙的行政院工作看，中央政府官僚的素质可能远高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也远高于人们对国民党腐败的整体印象。

在阅读蒋这本自传时，那种阅读历史时最常浮现的感觉常常萦绕着读者，即实然并不一定是对的。或者说，人们有时候根本无法根据成功率做出“历史地看”属于正确的判断。“应然”也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

阅读二战相关历史时，丘吉尔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嘲讽张伯伦的那段话常常被引用：“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ur. You chose dishonour, and you will have war.”

张伯伦当然选的是英国人喜欢的务实，而丘吉尔的选择则代表了一种看起来代价很高但道德正确的道路。事后看起来，丘吉尔选择的道路其实命悬于美国之手，也很难说当时英国人都不明智。

但抛开人们事后对绥靖的批判，在历史的真实情境中，当时张伯伦受到全英上下的欢迎，而丘吉尔则被下议院视为“战争贩子”。

所以“历史地看”很多事情，可能往往不能单纯以利弊或者成功概率大小而论。每个群体之所以凝聚为群体，往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有无法回避的对错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