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是我的同乡，其家距我家不过是百余里。按照蒋口述自传的说法，小时候他总经湘潭去长沙北边的靖港，他家的店铺就开在那儿。

在很长一段时间，蒋廷黻在内地并不为人所知。他留美归来后先在清华任教，后初任蒋、孔行政院政务处长，1949年去国，后历任“联大代表团团长”和“驻美大使”。在不那么开放的年代，这样的人物当然比较难得到引介。

蒋的自传，在很多方面重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某些图景。且对于有一定年纪的湖南读者而言，其描述的场景也多有亲切之感。但这本2016年引入的书名之为“国士无双”，确实过誉了。

在那个年代无双国士当然有，但蒋难担此名。蒋的著作中，流传最广的是那本《中国近代史》，此书作于清华阶段，当然是一本不错的书。但这是指其开风气和方法论之先，从学术上看，他研究中国外交的成就可能更大。

如果沿此路径往后，他可能终成一代大家。但就像很多湖南人——应该说是晚清以降的文人那样，“经世”是这一代人心中难以拒绝的志向，1935年，蒋廷黻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此后一直到去世，再未重返学术领域。当然在外交、政务等领域也可能担起国士这一美誉，但显然这也不是对真实情况的写照。

蒋廷黻的经历中，尤为当时人以及后来者不喜的一点是他对抗战的看法。蒋本人不避讳这一点，也就此阐述了其观点。日本占据东北之后，他是在胡适、丁文江等一众《独立评论》学者中唯一主和的。其主和的理由当然也很充分，中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应该争取时间发展备战。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务实”，从务实出发，后来他成为国民党一众官员中对苏联参战幻想最小的人，也毫不意外。

不过虽然主和，他和汪精卫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即作为官僚，他绝不会把个人意见和政府政策混为一谈。从这本回忆录中记叙的行政院工作看，中央政府官僚的素质可能远高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家，也远高于人们对国民党腐败的整体印象。

在阅读蒋这本自传时，那种阅读历史时最常浮现的感觉常常萦绕着读者，即实然并不一定是对的。或者说，人们有时候根本无法根据成功率做出“历史地看”属于正确的判断。“应然”也是构成历史的一部分。

阅读二战相关历史时，丘吉尔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嘲讽张伯伦的那段话常常被引用：“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ur. You chose dishonour, and you will have war.”

张伯伦当然选的是英国人喜欢的务实，而丘吉尔的选择则代表了一种看起来代价很高但道德正确的道路。事后看起来，丘吉尔选择的道路其实命悬于美国之手，也很难说当时英国人都不明智。

但抛开人们事后对绥靖的批判，在历史的真实情境中，当时张伯伦受到全英上下的欢迎，而丘吉尔则被下议院视为“战争贩子”。

所以“历史地看”很多事情，可能往往不能单纯以利弊或者成功概率大小而论。每个群体之所以凝聚为群体，往往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有无法回避的对错之辨。

延宕半年之久，终于看完了罗斯福时代三部曲。三部曲的第一部从胡佛和大萧条开始，最后一部《剧变的政治》讲述到1936年罗斯福第二次赢得总统竞选为止。

大萧条和新政是改变世界的事情。罗斯福，和希特勒同一年开始执政，都开启了史无前例的转型。就历史转折的宏大程度而言，可能远胜今日。作为对大萧条及其背后代表的资本主义内在缺陷的应对，德国和很多欧洲国家（意大利、西班牙、诸多东欧国家）转向法西斯主义，更早之前，苏联提供了另一种样本：共产主义。

因此，围绕整个新政的争论，可能要远比今时今日人们从历史书中粗浅地看到的复杂。小阿瑟·M·施莱辛格通过三部曲还原了这段历史，赋予其充分的在场感。一则作者本人亲历了那段历史，二则开始书写的年代离新政未远，新政的气息仍然在空中飘荡。

罗斯福毫无疑问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之间），当时的人们也有不少是这样认为的，有人写的书名就是《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要注意这和后来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的第三条道路（计划和市场之间）不同，当时的人们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注定衰败，因此原有的资本主义并不算一条道路。

就新政本身而言，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任期内以国家计划为主的第一次新政，其背后的思想支撑是：大公司经济是无可避免的，旧有的体制无法管理这种局面，因此需要国家规划；而第二次新政，发端于第一任期末，则采取了另一种思路：资本主义还有救，因为恢复竞争，本质上蕴含着一股不认同大经济体制的意味——同时也摒弃当时大公司所青睐的放任自由，转向财政扩张。从政治体制上说，这也是自老罗斯福以来，政府权能的一次飞跃式扩张。

这样的描述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对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来说，这都是破天荒的新事物。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天然恐惧改变，因此罗斯福一度被指责为独裁者、机会主义者、美国生活方式的毁灭者、斯大林的代理人，甚至将黑人引入白宫宴会的总统也可以成为一条罪状。

美国政治生活的喧哗与躁动也远超生活在中国这种尊重秩序的文化中人们的想象。可以说最诚实的人在政治攻讦中也是不择手段的，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从这个角度说可以看成美国最伟大的政治现实主义作品。

从某种程度说，理解了美国的这种情状，也就不难理解当下，更难以将今日情状看作是美国政治生活的例外。

比如当时的媒体同样不支持罗斯福，按照罗斯福在第二次任期前的估算-其时他已领导国家四年-大约有80%的媒体反对他，20%支持他 。著名的反对者包括赫斯特报团的老板。其时也不乏如今这样的政治网红，不过当时其人是一名拥有自己电台的神父（库格林神父 ）。第一次新政的成果，大部分都在最高法院遭遇惨败。

这样对比并非说今时今日的在位者堪比罗斯福，则是提醒人们，对事物的评价不妨等等再看。就像观看巨型的马赛克镶嵌画应该离远点一样。

罗斯福是如何在当时获得如此多恶评呢？大部分可能是他并非循规蹈矩，而是脱离了人们的传统思维框架，政治家在变革年代很容易被视作邪恶或者愚蠢。当罗斯福又如何高票当选呢？因为对于受困于大萧条的人来说，行动胜过信念。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如果一个独裁者可以拯救美国人脱离萧条，那么他们就会选出一名独裁者。

在这一点上，意见市场和选票并不一致。罗斯福第二次竞选的巡游中只在两处收获嘘声，第一次是在纽约，第二次是在哈佛。这可能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示：在民主政治中，精英不是万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反精英的。

美国政治中的民主传统，理应从另一位“恶名昭彰”的“民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开始。开创者的境遇可能在其后继者中循环，赫斯特在罗斯福二次胜选后写道：

“倘若安德鲁·杰克逊的政策本质上就是民主的，”赫斯特说，“那为什么不承认罗斯福的政策同样是民主的呢？那样的政策，也许在风格和方法方面是独裁的，但在本质上是民主的。”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中，安德鲁·杰克逊也曾经被认为是独裁者、美国民主的终结者，可怕的印第安人屠杀者，被没有穿鞋的白人农民抬进白宫的人——据说白宫的胜选晚宴第二天，人们发现白宫的地毯、壁画上都是泥。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成为一个相对主义者，即没有什么一定是正确的。人们完全可以从中得出相反的结论，某些政治人物信仰那些最基础的或者最朴素的信念，人道主义，或者自由，然而并不崇信通往它们的某一条路径，并不认为事情是无法变通的。

这是“机会主义者”罗斯福和崇信放任自由的胡佛之间的差异，也是新大陆与旧大陆之间的差异。旧大陆已经被自己的理性或者超人意志搭建的迷宫困住了，坚信没有一份蓝图，就无法走出迷途——无论这迷宫是共产主义的，还是法西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