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思想家有一些旧大陆特有的风格，比如复杂。我在大学里读欧洲左派学者作品时，经常有这种感受，但很难确切地表达出来，直到最近我看到雷蒙·阿隆说的一段话。

雷蒙·阿隆在提及德里达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我个人觉得知识分子生涯或者说哲学家生涯中有一种经验很有趣：哲学家们是那些互相之间最难理解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那些年轻而有才华的哲学家—比如德里达—的书我读上几十页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说德里达吧，他文辞的老练、思维的娴熟、谈起我所知道的问题时的那种细腻微妙——比如胡塞尔所说的几何起源—都让我觉得耀眼炫目。他对问题的诠释质量是无可辩驳的，他的智力高超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我肯定，当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的时候，他也一定在说一些有趣的东西，只是我不知道他的意思。”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在谈论你熟悉的问题时，你认为他是一个智者；所以你会花很多时间去理解他那些细密繁复的理论。

这也是很多欧洲思想家虽然名声在外，但在读者中间却不怎么受待见的原因。如果设想前面的过程反过来：你想读到那些你不懂的，那么很难有读者能忍受这种感受。

本书（《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民众基础》）讲述的问题虽然比较直观，但作者使用的框架也会给人这种感觉。作者用葛兰西的“霸权”替代阿伦特（台译鄂兰）等人使用的托克维尔的方法，重新分析了法西斯主义的起源。

什么是“托克维尔的方法”？这是指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即将人类群体分成三个层面：国家－社会－个人，这种观点认为，中间层，即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用托克维尔的说法是结社的自由发展，是通向民主的道路。阿伦特等人用了其逆命题，即市民社会发展不充分，导向法西斯和极权主义。

但作者在本书中认为，以意大利、西班牙、罗马尼亚等为例，结社的发展提供了相反的证据，结社蓬勃发展，仍然导向法西斯主义（后面我会提到证据的问题）。作者认为这说明托克维尔命题并非充要的，因此也没法用其逆命题。

这中间的问题在哪里？作者引入的是葛兰西的“霸权”分析，或者说全文都在将细节填进葛兰西的框架里。

“霸权”就是那种让你感觉到雷蒙·阿隆那种无力感的理论。霸权很难精确地定义，可能需要1000字吧。可以先从大处说起，葛兰西这个理论建立在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二分法之上，前者主要通过强制来维持，后者主要通过共识和同意来组织。而国家能稳定存在，主要依赖在市民社会中构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秩序，政治社会的强制可能是永远用不上的核武器。

简化地说，读者可以将霸权理解成“意识形态领导力”，“文化和价值观统治力”，它是观念的，又通过无所不在的文化实践形成；主要是自愿的，但也有隐含的强制成分；它是不同观念之中的最大公约数，也是被包装的、有利于特定集团的观念，让你感觉不到自己被统治——这一点经常被各种文化分析使用。总之，具体而精微的定义霸权比较难，它可能是七八种概念和界定的有机混合物，它从七八个母体中诞生。

这种概念当然有其用处，人们其实很难用旧的、已知的概念精确描述自己要表达的事情。创造、糅合一个概念在论事时所能达到的精确、微妙是旧概念无法达到的。这多半是雷蒙·阿隆那种细腻微妙感觉的来源。这几乎是一种旧大陆的奢侈。

但此处，我们简化地用“意识形态领导力”就足够了。作者的观点是，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只有在某个阶级或者团体，取得“霸权”之后才会导向民主。既有主流认同的意识形态，否则，构建一致认同失败，结社的发展就只是方便了法西斯或某种别的极权思想夺权。

这与阿伦特的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伦特认为是人的原子化，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或者说现代性——导致了极权主义的崛起。但此处的解释相反。

作者在此对托克维尔的看法做了修正：结社或者市民社会的发展确实导向民主诉求，但最终是否会实现“自由主义的民主”则没有那么乐观。

为什么会提到“自由主义的民主”，作者提出了一个引起极大争议的观点：法西斯是一种威权民主。他的论据在于，法西斯总在寻求合法性，法西斯在不断扩大民意基础。

如果说法西斯起源于发达的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而不是原子化的社会，这一点确实是有事实支撑的。但大多数人很难同意第二个结论“法西斯是一种威权民主”。

作者在此处指出，法西斯拒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拥抱民主合法性。这里最大的依据是，法西斯的诞生需要高度的政治动员，这种政治动员的广度在当今社会看来都是难以实现的。那么问题在于，高度的政治动员诞生的产物，怎么可以说它是反民主的？

但我的理解，此处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作者定义的“民主”偏离了当今主流观念对于“民主”的定义。如今民主已经很难简单定义成雅典那种民主了，并不是简单的多数人的意志，是多元的民主，而不是一致的民主；第二是，法西斯的本质，其建立虽然依托高度政治动员，但威权建立之后却是依托等级主义和暴力结构来维持的。

现在回过头来检视作者第一个观点的论据——结社高度发达，这里面其实大量使用的是农业结社的数据，包括农民合作社、天主教农业工会、农业互助会、乡村联盟等等。

这个特点很容易让人想起巴林顿·摩尔的观点。作者也在书中提到了巴林顿·摩尔。摩尔认为，农业比重高，以地主－农民关系为核心，但中产阶级比较薄弱的社会，摩尔认为这样的社会非常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反动现代化。通过大地主与工业资本的联合，走向法西斯或者其他威权统治。

这让作者观点看上去就像对农业社会这种结构进行的细节补充。但作者同样也认为摩尔的观点存在问题。他分析了摩尔及韦伯追随者的看法。他认为摩尔的核心观点是，存在一个压迫农民的、不那么商业化的地主集团，同时与工业资产阶级联合。而西班牙、意大利、罗马尼亚都不符合这一情况。但德国和匈牙利符合，德国确实是展示摩尔理论的“正面”例子，但在匈牙利，法西斯始终是边缘的。韦伯派则严重依赖旧制度这一背景，但这一背景在前述三国也不成立。

如果归纳起来看，作者是如何看待法西斯的？

首先，法西斯是一种危机－应对产物，不是什么成功地导向了法西斯，而是市民社会政治发展的失败导向了法西斯。因此作者很难认为摩尔和韦伯在此处是有效的，因为问题不在于通过政治经济结构或者制度解释为什么法西斯会成功，而在于解释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民主诉求会失败，前者可能只能解释特例，而后者可以解释普遍情况。

这就是作者认为“霸权”理论在此处更合乎实际，更有解释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