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阅读清单
《秦汉工匠》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华尔街奇谈》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
《赤裸裸的统计学》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TAM: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货币的祸害》
《星际穿越》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思想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分子及财阀如何改变思想市场》
《犹太人与犹太教（牛津通识读本）》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20世纪的教训》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历史与哲学
《秦汉工匠》
昭君出塞的故事广为人知。在这个故事里，据说皇帝的妃子太多了，只能看画工画像来决定宠幸谁，于是妃子竞相贿赂画工。昭君没有这么做，因此皇帝在她即将和亲的那一刻之前，都无缘见识她的美。据说，事后皇帝砍掉了所有宫廷画工的脑袋，这些人可能是史书上第一次留下名姓的画工，其中一人叫毛延寿。他作为反派人物活在这个流传已久的故事中。
但以前从来没有人把工匠——或许是人们认为这个群体并不值得，或许是因为资料太少——当做故事的主角，而这本美国汉学家的著作就是这样做的。通过考古的新进展，辅以散落各处的史料，作者重构了一个秦汉工匠的世界，让文物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丰满起来。
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比如，在汉代基于市场的“供需”的经济活动就已经很兴盛了，而且工匠们会采用各种方式降低成本，包括循环利用、偷工减料等等；并且会使用一些目前看起来常用的营销手段（虽然是初级的形式），比如在商品上铭刻顺口溜式样的广告歌，以及蹭皇家工厂的流量。
又比如，在秦汉时代，女性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可能远比后来重要。有女性工匠在各种刻印上留下自己的名字，甚至有少数民族女性能成为某一级的负责人。此外，秦汉商品——并非奢侈品而是普通商品——的流通范围，也比想象的广泛得多，成都的竹制品远播到阿富汗的市场，长安的漆器在平壤附近出土。
在一个更受学者关注的领域，汉代的奴隶、刑徒的生活在工匠群体中的作用和悲惨遭遇同样令人震惊。总之，在人们熟悉的秦汉想象之外，作者从工匠和普通人的视角，重新构筑了一个别样的秦汉世界。
《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
国内关于日本史的书为数不少，但描述到2011年为止的不多。2023年读到的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其实和这本书有很多相似之处，但除了截止年代的不同，两者还是有不少细微的差异。
安德鲁·戈登是哈佛大学知名的日本研究学者，当代历史著作当然很难避免年鉴学派开创的风格，因此所有国别史或者通史，都会力图呈现更丰富的、全貌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围绕统治者、战争或者重大政治事件。从这一点看，海外作者的国别史与中国作者的差异是显著的，但海外作者之间则有更多共同点。比如在这本日本史中，即使你在别处没有看过，仍然可以大略知道日本人民此前是如何生活的，如何形成今日之日本人。
不过比较起来，麦克莱恩的书对德川时代描述得更为细致，而戈登对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描述更有现场感。
但如果说最大的不同，不是方法论上而是在观点上。他和其他日本研究者相比，更强烈地认为不存在所谓”日本人特质“。那些通常被认为日本人特质的东西，他认为更多是寰宇人群所共有的，日本的变化，不管是20世纪上半页的逐渐法西斯化，还是下半页出现的重新定位，甚至对战争责任的推卸，都很难归结到某一类民族特征，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广泛存在，只不过在此处因为环境或者路径，格外显著。
戈登特别提到，所谓日本人特质的种种形态和遗产，其实其历史比美国建国时间还短，比如天皇制，历史上天皇几乎从未行使过广泛的统治权；小到能剧、艺伎，今日所见的形态也都是明治维新之后数十年内形成的。所谓自古如何如何，只不过自我认同塑造过程中的迷雾。
在这一点上麦克莱恩与戈登也有所区别，前者认为日本人统一的认同在德川时期就形成了，但戈登大致认为是在明治时期。
有趣的是，这种民族认同的重塑和追溯，又绝非只见于日本，而是广泛见于近代民族国家塑造之初。这也是对戈登观点的另一个佐证。
当然，这种观点在当今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已属主流见解，如《想象的共同体》，本书与此类社会学书籍放在一起读会有更深的体会。
对中国读者来说，本书可以较为清晰地帮人们了解战后日本政党和政治的演变，这一点在别处国别史中未见，这也是我的收获之一。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孔飞力教授在中国因《叫魂》一书而知名，但作为汉学家，我以为他对中国更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有更多展现。
回顾历史，从晚清开始，无数仁人志士追寻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但在此处，正如历史学家们常说的那句话，仅知道本国，意味着你几乎什么都不知道。没有横向的对比，就无法看出过往的起源（边界和约束条件）、路径和分化。站在19世纪看，中国与日本、德国、俄国的异同，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选择吸收和排斥，在这一过程中，为什么“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思想能够得以一贯维持？
掩卷沉思的中国读者多多少少会有自己的理解，这种理解当中应当会有若干思考是想通的，比如追溯至我们文化和传统。孔飞力做出的解释让人击节赞叹，你会感觉他说出了你一直想说的东西，这可能正是汉学家的优势所在——他既非常了解中国，同时有着作为异质文化观察者的疏离感，将中国政治思想中的种种，信手拈来与法国大革命、与联邦党人文集做出比较。
试举一例，孔飞力谈及威权主义的内核，他说：
公共权力和权威为什么会存在？这当然是为了使得私人利益受到制约。这一看法所赖以存在的信念基础是，公共利益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内在化”，而使得人们可以不受约束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根据同样的道理，政治竞争和由此而产生的派系斗争只会导致对于公共利益的损害，只有正常的政府机构才能阻止精英阶层作为一个整体为追求私利而非法行使权力，也只有统治集团的上层才有可能保持必要的客观性，以防止行政机制作为一个整体从事追求私利或派系利益的目标。在最高层，只有皇帝本人才能保证整个统治体系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导向。这些设想本身，又是建立在下述设想之上的：官位越高，官员对于公共利益的看法也越具有客观性。
他在探究晚清官员对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评注时，这一点评真是切中肯綮，一个半世纪之后，关于威权内核的观点仍然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心中。在这一章节中，孔飞力将晚清官员观点与联邦党人文集的比较，也是神来之笔。这些观点是1991年左右给出的，尤令人吃惊。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给出了“建制”的一种展望。从知识分子如何参与政治，到中间阶层如何参与，到如今更广泛的阶层如何参与，最广泛的社会群体与国家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从1840年以来，接近两个世纪过程中，“建制”的完成程度仍然很低。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读书有点像探寻宝藏，一开始是漫无目的，但逐渐就会变成按图索骥。发现金观涛就是这样的过程。
与现在知之者甚少相比，金观涛在上世纪80年代是明星学者（至于这样的思想界明星如何声渐不闻，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最著名出版社摘牌，又是另一个故事了）。赵鼎新自述，80年代金观涛对其思想的冲击无比巨大。而冲击的源头，就是这本《兴盛与危机》；周雪光在其作品中也大量引用金观涛的观点。从今天看，这本书虽然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样石破天惊，但仍给人启迪。
与韦伯相比，金观涛是另一种社科学者，他出身学者之家，其父是著名的化学家。金本人原本研究的也是系统论和科学哲学，这一特点恐怕也是金在80年代给同时期的人巨大冲击的原因之一。
《兴盛与危机》立足于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早熟的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延续长达2000年时间？在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之后，此后似乎都在做西西弗斯式的徒劳工作。但同时，中国又是极少数能从反复崩溃中回到原有形态的唯一一个国家。金观涛从系统论的角度提出，中国社会这种崩溃然后重塑的特征，有赖于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结构三者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贯穿中国历史的“宗法一体化”特点，让系统在震荡过程中能以宗法制家族的模板放大，再度重塑整个社会。
其实这仍然是一个研究治乱兴衰的命题，但其切入点是，为什么治乱兴衰会呈现出循环的模式。如果没有看到欧洲作为对比，人们可能无法提出这种问题。
对我而言其中最大的启发时，如何从”有效理论“的角度看待人类社会的问题？
比如量子力学可以解释微观粒子的行为，但在解释石油如何变成汽油，飞机如何飞上天这类问题上——理论上它们不过是大量粒子的集合体——人们会发现化学、力学更管用。化学、力学就是这种场合下的”有效理论“。
回到人类社会中，什么是经济、政治甚至历史演变的”有效理论“？如果从金观涛的视角看，人们就会避开文化决定论、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更往前则是地理决定论）。
如果跳出治乱兴衰循环这个命题，”系统论“可能还需要加上”演化论“，即从进化的角度看待已经发生的过去，即沿着历史的进化树回到原点再来一次，得到的新树可能与当前完全不同。
《TAM：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
思想史无法独立于整个社会的变迁，但单独考察思想史是认识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视角。但但就思想史而言，观点及其演变无疑是枯燥。在翻天覆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思想史的演变刻画出更深刻的中国。史景迁在这本书中，通过对近代中国一系列知识分子智识和经历的描述，展现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演变，这一系列的知识分子主要的包括：康有为、鲁迅和丁玲，也论及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的经历。
以文学性论，此书是上佳之选，尤其对康有为、丁玲的刻画，极为丰满生动，个人与家国命运变迁交织在一起，智识、勇气、觉悟的作用往往超出人物本身的期望，每一个人都是身不由己，既被时代束缚，也被自己的思想囚禁，这一特质也尤以康有为和丁玲二人的经历为甚。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
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法国大革命以及嗣后的拿破仑战争塑造了现代欧洲及全世界的面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流传最为广泛的关于大革命的早期作品，托克维尔之后，大部分大革命的分析和解读都注意到了“旧制度”，“大革命”，“新制度”之间的演进——虽然很多人认为大革命之后旧制度仍然在发挥作用。
在王副国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周恩来曾被问到如何评价法国大革命，西蒙•沙玛也许是在《公民》一书中提到，周的回答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对历史的解读，未必是离得越近，看得越清楚。对于文字和档案素材丰沛的历史时期来说，后来者往往容易看得更清楚——一方面是后来者有更好的材料搜集、甄别、分析能力（以及工具），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往往使得后来者有更清晰的视角，这犹如观赏马赛克贴画一般，离得远反而看得清。
《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就是这样一本英国学者撰写的著作。作者在开头很长篇幅内，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脉络。与之前很多作品尤其是法国人的作品不同的是，这本书并不赞同任何决定论的结论，以及过分强调阶级的解读。这对很多解读法国大革命的作品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赋予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就无法离开这两类解读框架。
本书中作者从18世纪早期的法国开始回顾，一直写到8月两份纲领性文件先后发布，这部分被作者视作革命的起源阶段。总体看，作者认为“旧制度”在法国的瓦解是无可避免的，但大革命是否会到来、以何种方式到来、将取得何种成果，却并非注定。
按照作者组织的素材，第三等级或者随后组成国民会议的代表，一直到7月也未能对此作出回答。从陈情书、代表们的早期观点到大革命纲领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不是面包危机导致的农民运动，这一切可能难以发生。
也可以说，大革命超出了任何人的预计，不管是教士、贵族，第三等级，还是偶尔在陈情书中表达抱怨的农民。一切都是在形势的发展中，在日渐狂热的环境中被塑造出来的：“大革命造就了革命者”。
此外，作者还认为，启蒙思想家的作用也被夸大了。这与大革命时期英国人的观察有所不同。著名的大革命批判者伯克认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文人和他们的（幼稚）想法会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但在作者看来，启蒙思想在法国的广泛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但对革命起源的影响可能并非那么直接。在大革命之前，如果以大量“陈情书”的内容分析，受到启蒙思想影响最大的是贵族。然而贵族与资产阶级（包括持官者、有产者）之间的分歧，贵族内部分化，非要到革命如火如荼之日，实不能视贵族与资产阶级为一个同质的群体。
《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1516年至今》
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正好在迪拜，迪拜及阿联酋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在此处，人们最有可能感受到“自由港”或者“古典王国”的现代样貌。
此处没有签证，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阿联酋人口超过千万，但真正的“阿联酋人”仅有120万左右。也就是说每10个居住在此处的人，当中有9个是叙利亚人、埃及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以及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等等。
城市里的餐厅分布也是如此，阿拉伯餐厅与各种风格的餐厅毗邻，印度餐厅和巴基斯坦餐厅融合在一起；虽然法规严厉，但商业场所的开放和宽容显示出这仍然是一个世俗的阿拉伯国家。
当代“民族国家”则可能很少有地方像阿联酋。伦敦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是伦敦人或者英国人，纽约的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的纽约人或者美国人，但在迪拜，大部分人不会认为自己是迪拜人或者阿联酋人。
另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阿联酋成为国家的历史很短，1971年，在与英国结束保护条约后，数个酋长国才联合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历史上阿拉伯人并非没有尝试过成立一个阿拉伯人的民族国家。整个阿拉伯世界如何成为今天的形貌，在英国学者尤金罗根这本书中有较好的梳理。尤金是一位在阿拉伯世界居住过十余年的学者。
讲述阿拉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7世纪和早期的哈里发王朝，但理解现代阿拉伯并不需要那么远，本书从奥斯曼帝国开始是一个更恰当的时间点。从奥斯曼时期到1971年阿联酋之前，阿拉伯世界在不同程度上都处于“臣民”的状态；奥斯曼帝国的逐渐衰退，给了欧洲人介入阿拉伯世界的机会（主要是英法）。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主义虽然不是全然起源于欧洲（更早是在美洲和拉美），但欧洲人确实将其扩散到全世界。奥斯曼时代的大叙利亚，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都作为苏丹的臣民生活在此处，尤其是穆斯林，在征服埃及之后，奥斯曼统治者得到了哈里发的头衔，统治更加名正言顺。
西方的兴起给横亘在欧亚大陆中间的奥斯曼帝国带来了最直接的冲击，奥斯曼帝国逐渐解体的过程中，阿拉伯人分离的趋势仍然有限。真正的民族意识出现还要等到一战。
如果英法是天上掉下来的慈善家，那么如今可能存在一个横跨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人国家。但他们是殖民者，通过战争和经济控制，阿拉伯世界只不过从奥斯曼治下变成了英法治下。
“现代”也并不是“野蛮”或者“仁慈”的反义词，以阿拉伯世界为例，殖民者带来的死亡和流血远多于奥斯曼帝国。在尤金罗根笔下，这大部分是由于英法的颛恣造成的，从大叙利亚到开罗，到阿尔及利亚，最近的一次则是令美苏震惊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读罢阿拉伯人的历史，阿拉伯世界目前样貌的由来，阿拉伯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合作、冲突与演变就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解答。
阿拉伯世界的变化还隐藏着另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现代性是否只能以欧洲的方式呈现？或者换一个问法，未能欧化的国家能否实现现代化？
在比阿拉伯世界更为广阔的伊斯兰世界，有很多冲突的案例。比如60-80年代更世俗的阿拉伯世界对应的是更独裁的君主和执政官；而独裁的崩溃往往对应着更伊斯兰化的世界。
另外，分裂的阿拉伯世界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民族国家是人造的“例外”，还是阿拉伯世界是人造的“例外”？这两者恐怕也很难下结论。费萨尔和纳赛尔两代大阿拉伯主义者即使没有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大概率也不会成功；但从演化的视角看，民族主义广泛传播之后，人们又无法退回上一个节点。民族国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也意味着在巴勒斯坦这一阿拉伯与西方的终极冲突问题上，永远不会有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案。
但读罢回到阿联酋的繁荣中来，在一片不毛之地创造出迪拜当然需要石油，但与伊拉克、巴林、也门等对比，这不全是石油的功劳，一个繁荣的迪拜可能说明，奥斯曼式的多元世界并不注定失败。可惜，时间的箭头永远向前。
经济与政治
《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大约10年前，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一说法还相当流行。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很多人的这一认知，这些人既有中国人，也有其它新兴市场人士，也有西方人。但与之对应是，2022年兴起的声音是——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中国有可能永远赶不上美国。这类声音主要来源于日本和欧洲。
广义上说，约瑟夫·奈这本很薄的小册子也是讨论类似的主题。这本书出版于2015年，有很多观察是基于当时的增长和国际环境得出的。但约瑟夫·奈的主要观点可能并未受近期环境变化的影响，或者说，2015年以来的环境变化反而强化了他的观点。
这些观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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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从二战以来，也不存在不受限制的“霸权”，如果说霸权是统治殖民地类似的权利，那这种霸权始终没有存在过，将”霸权“定义为在盟友中的影响力，在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中的主导权，这是存在的，且远未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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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是重要的一环，迄今没有媲美美国软实力的国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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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家的实力消长，或者权力的东西转移相比，更重要的是权力在向非国家主体——各种在线组织、非官方论坛、大型科技公司等——转移，信息熵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抛弃“单极”、“多极”的陈腐表述。
……
单就美国与其盟友主导的影响力看，作者认为“美国世纪”远未结束。
《赤裸裸的统计学》
生活中的大部分问题可能都是数学问题，剩下的一部分是哲学问题。
拿投资来说，如何安排自己的投资，哪些地方值得冒险，哪些地方应该保守，绝大部分是统计学可以解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普通人应该买重大疾病保险，但对巴菲特来说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为什么普通人投资创业公司应该三思而后行，但对亿万富翁来说这行之有效？这里主要涉及概率和期望值。
统计学也是观测世界的有力工具，人们大量的认知依赖于抽样调查，抽样调查背后依赖于中心极限定律。为什么正确地抽样1000人就可以代表10亿人的某些特征？为什么数千和上万个样本就能告诉你失业率、投资者或者消费者行为？这本书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解答。
更多日常生活的讯息与统计学有关。比如很多新闻会提到，某某食物或者饮料有益/有损健康，某某生活方式有益或者有损健康，这些结论背后都是统计学在支撑：复回归分析是其中核心的工具。
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些结论是如何得来，又为什么有很多站不住脚。在医学领域，这种情况尤其明显。即使是最顶级的医学杂志，其中三分之一的论文会在随后的日子里被后续研究所推翻。医学可能是最依赖复回归分析的领域之一，复回归分析很好更重要，但它也可能是谬误与罪恶的渊薮。所以马克吐温说，谎言有三种，谎言，该死的谎言，以及统计学。
美国作者更善于从用户出发撰写这类书籍，同类书籍也很多，比如2023年度过的《为什么数据会说谎》，但同类作品相比，本书并非全然从现象和问题入手，其描述更具系统性，是同类题材中一本值得反复回顾的书。
《合法性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赵鼎新在台湾出版的一本书，内容无法大量展示。其虽然是分散文章的集合，但分析方法的构建使得本书整体性很好，而且很有启发性。
本书会告诉你很多你以前未曾见到的调查和消息，另一方面，其框架也很有启发性。韦伯将克里斯玛权威和科层制对立，科层制被认为是国家“现代性”的标志之一，这在福山那里也十分重要。与韦伯相比，赵更强调概念的“正交性”，即几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并列且不相互覆盖，据此他将国家存在的基础分成意识形态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和绩效合法性。
如果大致能理解这三个合法性在说什么，就大致知道本书的主要观点了。
当然对阅读来说，更有意思的是，据此框架作者对80年代以来迄今中国一些重大事件或现象的分析，很多地方读者会有“哇，原来还可以这样理解”的惊奇之感。
另一方面，隐含在韦伯式探讨之下的，是作者对国家能力，或表现为”自主性“能力的重视，这也是福山”政治秩序“系列书籍中理论构建的鼎足之一。基于此，作者对中国乃至东亚经济的成功也给出了完全不同于经济学家的解释。从维度、时间长度上看，它未必与原有的一些解释完全冲突，但也可以说是从某种角度否定了问题本身（而不是结论）。
本书中的一些闪光点，也让人感叹在某些方法论的层面，转型国家的精英人士对于社会科学的看法也有惊人的一致性。
比如，赵鼎新认为，流行的社会分层研究只是过去知识分子的误解，它在考察现状或指定政策时或许有用，但从社会行动的角度看则价值非常有限。科尔奈曾经发出过类似的感慨，他说，在设法确认和解释制度性功能失灵如何深刻影响社会的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方面，马克思是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但他同时与作为整体世界观和政治行动纲领的马克思主义决裂了。
更有有趣的内容，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阅读。
《货币的祸害》
米尔顿弗里德曼最知名的一句话可能是：”无论何时何地，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大概是他对过往的研究中发现的。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从实证的角度，他既找不到只有通货膨胀而没有货币大幅增长的例子，也找不到货币大幅增长而不出现通胀的例子（一直到他写作本书的90年代）；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中，货币增长和价格增长趋势都能非常好的拟合。另一方面，价格上涨和货币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在实证数据中有很好的验证：货币是原因。
《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最知名的作品，但这本书并不好读，《货币的祸害》就是这一主题下通俗作品的最佳选择。本书围绕两个主要逻辑线展开，一部分是商品货币本位，金本位、银本位还是复本位更好？主要工业国家向金本位的转向，给物价带来了何种影响？弗里德曼认为，美国的金本位和白银收购法案，导致了银本位的中国转向不兑换纸币，进而加剧了恶性通胀，引发了20世纪历史上重大的转向。
在商品货币本位的问题上，弗里德曼认为金本位的形成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并不代表金本位一定优于银本位或者复本位。他倾向于认为，复本位更有可能带来价格稳定（尤其是国际复本位）。
1971年商品货币本位终结之后，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过去无论是金本位、银本位还是复本位，通胀的原因只有两种，第一种是金属矿物的产量突然出现增长，比如新矿的发现，采矿技术的进步等，另一种情形时统治者对金属货币进行掺假。但受限于技术和成本（所有金属的开采、冶炼都有一定成本），这两类情况导致的通胀速率都是相对平缓的。在罗马帝国货币掺假最严重的100年里，价格的复合上升水平只有3%-4%（这在如今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温和”通胀了）。
但使用不兑换纸币之后（并非局限于1971年之后），恶性通胀成为可能。本书的另一主题，就聚焦于不兑换货币的通胀倾向。
在1971年之前，这种恶性通胀几乎全由战争和革命引发，比如美国革命中的大陆币，法国革命中的指券，以及中国内战中的法币。但1971年之后，国家有天然的通胀倾向，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胀在政治上是一种有利选择，它轻松逃避了“无代表、不纳税”这一规则，在默默无闻之中政府实现了对所有人的征税；从民众的角度看，所有人都不喜欢增税，但同时也不喜欢缩减政府开支，因此通胀就成为大多数政治家的选择。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向瘾君子一样增长货币，任由高通胀摧毁经济，另一种坚韧地控制货币数量，治理通胀，但忍受治理带来的阵痛，包括短期衰退、失业等等。如今，弗里德曼解释的机制仍然是对的，由于政治上增税的不受欢迎，极少有政府能够避免滑向通胀的倾向。
但基于1971年到书成的90年代的现实经验，弗里德曼从未将重心放在另一种情形上。这段时间内，持续低通胀和高景气从未出现过，持续的通缩也没有出现过。公平地说，无人能乐观地预见到全球化的新阶段，以及随之带来的“大缓和”；也无人能预见日本式的通缩长期弥漫在一个经济体上空。
抛开这些，本书也是一本极好的入门读物，大师级的学者对货币本质的理解鞭辟入里，也有助于读者认识当前经济环境中的很多问题。
《思想产业：悲观主义者、党派分子及财阀如何改变思想市场》
很多中国读者知道尼尔·弗格森，或者仍然在NYT上笔耕不辍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关注商业读物的读者更有可能听过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以及他的“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但大部分读者可能并不关系他们是如何经营自己，并在市场上获得影响力的。
从这个角度说，这并不是一本非常大众的书籍，大部分读者只关心这些知名作者的意见本身，并不想知道的整个产业是如何运行的。
丹尼尔·W·德雷兹内也是这一“思想产业”的局内人，虽然他的名气不如前几位来得响亮。思想产业揭示了在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思想和影响力是如何构建和传播的。在这个分析框架中，作者将活跃在思想产业中的人分为两类：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
这两者之间的人员可能会流动，但毫无疑问他们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身份。比如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思想领袖，而在斯隆管理评论上指出他77个案例仅有7个符合“颠覆性创新”的两位学者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同样的理念下，发表评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公共知识分子，而里根则有点像思想领袖。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领袖绝对自信，具备卡里斯玛权威，而公共知识分子则充满怀疑。
中国同样也存在类似的“思想市场”，只不过在我们的思想市场上有效性和明星效应还不那么显著。但本书提出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遭遇。
思想作为“产业”必然意味着参与者从中获得回报，赞助者、企业家、智库、思想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等构成了这一产业不可确少的部分。在李普曼的时代，思想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产业链条要短得多，面对的环境要简单得多；而现在，媒介的形式更为多样，社交媒体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也制造了大量噪音，思想市场因此变得更有效率了吗？作者以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以及他的“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创新）”为例分析了这一市场，结果可能是否定的。
作为思想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智库、咨询公司也在本书中占有重要篇幅。此外，社交媒体，尤其是twitter对这一产业的影响也非常显著。
在这部分的描述中，读者可以感受到美国传统智库的功底深厚，比如兰德公司在1985年就曾经警告网络带来的变化：
“也许它们与其他交流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们可能会使信息接收者变得情绪化（极有可能是由对信息的部分形式或内容的误解引起的），还在于接受者有可能因此而发起炮轰，使局势变得更乱……”
此时离马克·安德列森编写出第一个HTML文件尚有8年之久，但这一警告至今仍有价值，它准确地描述了如今社交媒体的现状。
《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这本书的作者是罗南·法罗(Ronan Farrow)。是不是觉得这个名字有点眼熟？没错，他就是那个报道韦恩斯坦，以及报道伍迪·艾伦性骚扰案的罗南·法罗，伍迪·艾伦之子。书的最后部分提到，他的审读者后来陪Lady GaGa旅行去了，全书唯有这一点展示了其出身相关的社交圈。
但一个调查记者为什么会写一本关于美国外交的书？2009年，大约刚刚完成学业的罗南在希拉里的引荐下加入了传奇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团队，霍尔布鲁克去世后成为希拉里旗下全球青年问题办公室主任。本书的由头很大程度可能是霍尔布鲁克最后一次任务的失败引发的，霍尔布鲁克也成为本书前半部分最核心的人物之一。
通过亲身经历，以及对在世的美国前国务卿的采访，作者描绘出自2001年反恐战争以来美国在全球外交能力的持续衰落。与之相应的，在小布什、奥巴马、川普等总统任内，外交部门逐渐边缘化（尤其是川普几乎甩开了整个美国国务院）。
本书基于美国外交官的视角去解读这一变化，本质上本书并不像书名描述的那样，在直接谈论美国影响力的衰落，而是在谈论美国美国务院的衰落，以及过度依赖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来设定对外政策进而引发的困境。这类困境既包括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正是霍尔布鲁克未能建功之地），也包括索马里、伊朗、埃及等地。
在谈论这一点的过程中，当然也会展示中情局所代表的高度短视和现实主义的做法，包括如何扶持阿富汗、索马里军阀，继而为当地人反对美国、培育激进分子提供温床。
总的来说，这本书目标并非为构建一种理论，而是一本非常接近纽约客风格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和组织的非虚构类作品。
科技/科普、商业、投资
《宇宙的最后三分钟》
科学的发展非常有趣。大约100年前，科学家们一般认为人类最有可能起源于亚洲，亚洲是人类早期家园，这种看法持续了半个世纪；但现在人们一般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准确说是东非。
人们对于宇宙的认识也类似。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发现之前——人们对宇宙主流的假设是稳恒态宇宙，但现在人们普遍接受大爆炸和暴胀理论：即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随后经历了快速膨胀的阶段，随后进入了膨胀率放缓的时期。
对宇宙的思考当中有不少有意思的案例，比如奥伯斯悖论：为什么夜空是黑色的？这一悖论意味着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如果宇宙是无限的，那么恒星发出的光应该充满了整个夜空。
更多的科普作者会聚焦于宇宙的诞生，比如霍金，以及《时间的起源》等，帮助人们理解大爆炸以及宇宙的早期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大爆炸的余晖中，能观测到一部分已经发生的现象，另一方面，宇宙的结局不管是哪一种，似乎“死亡”都不像“创生”那样易于被人们接受。
宇宙的典型“终局”假设，一种是热寂，一种是收缩（归于毁灭或者循环）。但宇宙未来会发生什么，目前人们只能从当前观测到的天体行为，以及基本粒子的特性给出假设。
但恒星和行星的结局则要清晰得多，宇宙中并不鲜见死亡的恒星。如果按照人类科技的演技速度，恒星的毁灭可能并不会成为巨大的问题，人类可能逐步移民到其它行星，其它恒星系统。当然这中间，我们会更多发现马斯克、火星或者更近的事实，如何设计星际旅行等等。不过总的来说，思索宇宙的命运是纯粹的思维的乐趣。
《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华尔街奇谈》
华尔街的人是邪恶的强盗，还是天真的小孩？但投资者被资本市场洗劫是，大部分人可能认为华尔街是前者，华尔街人士似乎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资本市场的确存在很多肮脏的，洗劫客户的机会。
但本书作者的观点是，虽然华尔街有强盗，但大部分人都是“天真的小孩”，或者更多是傻瓜。但投资者和华尔街人士自己不愿意相信，他们输钱主要是由于蠢，或者被蠢人指导。
在我看来，作者的观点更接近于真实世界。在A股市场也是如此。如果有1000块在市场上灰飞烟灭了，可能只有10块钱是因为基金经理或者投资顾问掠夺了你，剩下990块都是因为他们太蠢了。而这本书的意图在于，让投资者（也包括从业者和监管者）避开那些显著的愚蠢行为。
《客户的游艇在哪里》是一本很老的书，在国内它至少也有过两个版本。其中描述的股市大部分发生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期间有更多行为和方法已经得到了纠正，但另一些缺陷和问题仍然保留至今。
这本书长盛不衰的一大原因可能还在于其幽默。它很好读也很有趣，但并不是一本入门读物，相反你可能需要一点点资本市场的知识基础，需要在市场中摸爬滚打的实际经验才能体会到作者的幽默和乐趣。
《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
如何火箭发射到太空中？如何从一堆金属元素和燃料开始制造火箭？如何从发射失败中汲取教训？让飞行器降落在火星有哪些有效的方法？
如果你经常读哈佛商业评论一类的杂志，或者经常看得到，或者商学院培训素材，你大概会知道这本书想要说什么。这类书可能是美式商业类畅销书模板中的一个例子，基于一些事实提炼出来的原理，结合不同的商业案例，给你一些分门别类的经验总结。总体上说，它是一个融合得很好的这类创业规律+鸡汤的融合产品。但不得不说，相比国内同类产品，它还是相对更有意思一点，至少作者曾经真的将飞行器发射到火星。
此外作者有一些总结比较有意思，比如“一阶问题”和“二阶问题”，比如对NASA失败经验的二次剖析。
如果读者早先看过太多硅谷创业者或者投资家的书，比如《从零到壹》，或者读过每一期的哈佛商业评论，那囫囵翻一翻本书就足够了。
此外，这本书，或者这类书也很难作为创业者的参考。展开任何一个创业的难点在于，首先要有一个想法，其次也是最难的，开始行动并找到可行的方式。在此之后，你才有条件用上这类商业类书籍中的一点建议。
《星际穿越》
这本书并不是电影的小说版本或者剧本，而是参与电影制作的理论物理学家基普·索恩（Kip Thorne）基于该电影撰写的一本科普书。
基普·索恩并非无名之辈，他是和霍金就“裸奇点”是否存在而打赌，并赢了的科学家之一，也是引力波观测项目的发起者，师从约翰·惠勒（虽然未能获得诺奖，但他真是宇宙学领域划时代的人物），201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这样的知名科学家，同样热衷参与到电影的创作中，在此之前他曾帮助卡尔萨根将其小说《超时空接触》改编成电影。
在本书中，电影中呈现的方方面面的科学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但总体看仍然集中于宇宙学，包括诸如：引力弹弓、黑洞、吸积盘、引力透镜效应、引力波等等。其中电影中出现的黑洞场景，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具象地展示黑洞，按照基普·索恩的分析来理解，如果有朝一日人类真的驾驶飞船靠近黑洞，看到的场景应该和电影中展现的大致相似（在曼恩星球上看黑洞应该占据更大的视野）。
在这些已经得到验证的科学之外，也有很多“科幻色彩”的、全然是猜测的东西：其原理上也从未在实际观测中得到验证，但同时也无法证伪。比如引力异常，这一点是电影中非常关键的要素，但迄今未有任何证据显示引力会出现异常；又比如进入黑洞后仍能生存，以及与之相关的温和奇点（这在数学上可以证明，但无法观测）；以及关联所有这些猜测的猜测——更高的维度——也就是主角进去的“超立方体”（否则无法通过引力向过去传递消息）。第五维是否真的存在——在电影中显然是存在的，否则进入黑洞后的所有剧情都不成立——也仅仅只是一个数学上的猜想。
但如果按照科学哲学可证伪的要求来分析，第五维，或者说超弦理论等等，其实和“科学”的标准是有出入的。
此外，本书未必能解答电影中的所有疑惑，这主要是“超维”理解起来仍然太难了。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这本书改了我的一些习惯，比如晚睡，比如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仍然在喝咖啡。
很人多想到养生或者健康，一大半会想到锻炼，此外还饮食。睡眠及其公共卫生常识，正如本书的作者提到的，它既很少出现在公共教育中，也不为个人所重视。作为专门研究睡眠的哈佛教授，作者在书中提到，睡眠是数百万年进化形成的机制，睡眠在作用远远超出人们预期。
睡眠按照特征和功用，大致可分为“快速眼动睡眠”和“非快速眼动睡眠（深度和非深度睡眠）”，其中，前者在处理当天形成的记忆，包括选择性存储记忆、在当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之间形成关联、清空海马体中的短期记忆、对记忆进行去情绪化等等。这意味着，这部分睡眠对学习、情绪和创伤安抚等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对学生尤其重要，对脑力工作者同样如此。而“深度睡眠”则是大脑恢复的主要阶段。
这本书阐明了一些原理，最重要的包括：人的作息是靠两种机制调节的。第一种是昼夜节律，这是一个标准的正弦波形，周期差不多是 24 小时左右；第二是从苏醒开始大脑内部就会积累腺苷，导致睡眠压力，一直到睡眠将其清除，波形是一个反V曲线。这解释了人类普遍的清醒与困倦的周期。
但对年轻人来说，昼夜节律一开始会比成年人早，但随后会逐渐延迟，到了 16-18 岁期间则会比成年人晚，这也是这个阶段的人为什么爱熬夜，爱睡“懒觉”的一个因素。而对成年人来说，昼夜节律相当稳定，但咖啡因会抑制腺苷和受体的结合，时间长到 6-8 小时，进而影响腺苷积累形成的睡眠压力，这也就是太晚喝咖啡（茶）会影响睡眠的主要原因。
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老年人不需要更多睡眠。这也是错的。老年人同样需要 7-9 小时睡眠，更短的睡眠和老年痴呆症（见前述快速眼动睡眠的作用）、糖尿病等之间有正相关关系。
还有一个误区是，有些人可以用较短的睡眠（比如 4-6 小时）就得到较好的恢复。科学研究显示，确实有这样的人，在较短睡眠后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都不会出现下降，但其出现的概率低于被闪电劈中的概率（1/12000）。
此外对于养生来说，重要性排序应该依次是“睡眠”-“饮食”-“锻炼”，而不是相反。
书末尾还列出了如何获得好睡眠的 12条建议。包括在晚间减少led（所有能发出白光的led 都含有蓝光）使用，不要在睡前 2-3 小时锻炼或者进行可能引发交感神经兴奋的对抗类游戏，酒精是睡眠大敌等等。
旅行记、传记与谈话录
《思想的力量：智识之旅的非常规自传》
2021年过世的科尔奈如今已经不那么有知名度了。这一方面和他前几年发表的一些言论有关系，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讨论转轨的时代已经过去。
从巴山轮会议开始，科尔奈的观点影响了大量中国经济学家、决策者和企业家。“软预算约束”可能是这些人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他在哈佛的学生中也包括如今钱颖一、许成钢、李稻葵等人。
这本传记描写了科尔奈从出生到从哈佛退休重新定居布达佩斯的这段时间。有很多个人化的经验，比如一个犹太人是如何在二战后崇信共产主义，又如何与之决裂，这一段经历不只是有意思，它还会给中国读者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科尔奈在传记中描写中国的笔墨不多（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匈牙利和哈佛），但他散落各处的描述中，他屡次提到，在中国他有一种自在感，因为中国与匈牙利当时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他能理解中国。
如果从中国读者的角度看，传记中体现的其实是两个层面的相似性：从改革的层面看，转型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相似的问题（科尔奈认为80年代的中国情形更接近1968年改革时的匈牙利）；但另一方面，科尔奈在匈牙利的个人经历，人际关系，以及他利用档案材料揭示的内容，展现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另一种相似性。
其中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很多畸形问题，并不根植于我们的文化或者传统，而根植于制度和列宁式政党，否则难以理解东欧和中国会有一样的问题。
关于科尔奈的学术成就，他的学生许成钢有过较为全面的描述。但如果从普通人容易理解的角度看，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他的成就。
第一是实证研究，这大部分是基于匈牙利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证研究，他籍此发展出《短缺经济学》、软预算约束等一系列成绩，均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从微观出发的批判，这两者极具洞见。
第二是理论机制上的贡献，也就是科尔奈-利普塔克模型。这一点并不如前者一样在中国为人熟知。这一模型经由严格论证，否定了“市场社会主义”，即在保持国有制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在这一模型下，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兰格理论，只是模型忽略信息等问题的一个特例。
第三个层面的成就，可能是他对转轨的研究。这收纳在他《社会主义体制》之后的一系列作品中。但在很多描述中，这一部分并不构成主要成绩。一则因为关于转轨的研究很难避免陷入政治漩涡，二则科尔奈的观点似乎未能在这一领域占据主要地位。
在转轨的方向层面，科尔奈坚决否定“第三条道路”（这显然是第二项论证的必然结果），这使得他很长时间内并不是转型国家所青睐的学者；在实践层面上，他虽然主张迅速推进全面的市场规则、价格等方面的改革，但同时主张渐进的所有制改革，允许国有制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快速私有化是当时西方意见中的主流，科尔奈的渐进所有制改革主张使得他也不受激进派的欢迎。
自传的哈佛部分，也展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比如哈佛大学是如何遴选教授的。当然阅读完之后读者也能发现，2019年陈平之流对科尔奈的批评，就是典型的一种先歪曲观点，再进行攻击的批评，不足与论。
《20世纪的教训》
这是一本波普尔晚年演讲和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的小册子，谈到他早年的经历和观点，在80年代末对电视的看法，对民主的评论等等。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激烈批评让很多人难以接受，在本书中，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最致命的错误是提出了错的问题：“谁来统治？”。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在君主、僭主、贵族、寡头和民主五种政体中，君主制似乎是更好的。哲人王是对柏拉图理想政治秩序的最佳描绘。
反对柏拉图并不意味着波普尔是反精英主义的。相反，波普尔认为关于民主的若干迷思中，“人民主权”是最虚妄的。民主不应该是人民实施统治，而是人民评判统治。民主的目标应是防止独裁，实现政府的不流血更迭。波普尔多次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在我们这群人中，可能只有几个人有能力制定政策、具体实行，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要有评判的权力。“
另一方面，开放社会的标签也并不用意味着波普尔是放任自由主义者，采访者总结，波普尔更像一个国家干预主义者。很多自由主义者难以接受波普尔要求干预电视媒体，以及原则上认为康德式的“迷你政府”在现实中并不可行。康德说，“父权政府……可能是人类脑袋能够想出来最专制的专制政府”。但波普尔认为，显示运行中的政府多多少少都有“父权”的成分在里面，没有这一点则无法实际运行，人们所能做的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政府扩张——对应的现状则是，现代政府的功能一直在不断扩展，父权色彩即使是在最崇信有限政府的地方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波普尔一直认为，自由与平等相比，他认为自由更重要一点，因为无法现象没有了自由还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但另一方面，波普尔并非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曾经说，如果能在不牺牲自由的情况下达到平等，那么他仍然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从内容上看，本书的观点和开放社会，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作品的一脉相承的，但书中的内容基本没有涉及到波普尔思想中的科学哲学这一领域。
其它
《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欧逸文2005-2013年在北京为纽约客等媒体工作，我的媒体生涯刚好也是2005-2013年，2014年去了一家机构。这本出版于2014年的书描述的故事，大部分读来都非常熟悉。有很多熟悉的人物，能够写在纸上的包括林毅夫、韩寒、胡舒立等等，还有更多无法写在纸上。
10年之后读起来，读者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原来他曾经是那样的人……一种强烈的物是人非的感觉会涌上你的心头。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因其不妥协的性情，成为一代人心灵投射的对象。
与个体命运、政治丑闻、各种公共事件关联到一起的，还有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大众情绪。人们力求改变，朝气蓬勃，乐向上的情绪感染了所有人，包括美国人——比如欧逸文，以及去年提到过的保尔森，他的Deal with China也完成于2014年——在那个时间点上都对中国的未来抱有某种乐观的态度。
如果你能找到这本书，建议重温一遍2005-2013。
《犹太人与犹太教（牛津通识读本）》
一本通识小册子。牛津通识系列的小册子大部分是由该领域中的名家撰写的。因此这类书一方面相当简洁，另一方面其实对当前研究进行了大量简要和中性的提炼，如果在有了一些基础之后再看这类小册子，得到一个对过往知识相对清晰的梳理。犹太人和犹太教这本小册子是英国犹太裔教授撰写的，对于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源流、犹太群体思想变迁、当今的主要宗派等都有相对客观和简略的描述。
2024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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