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扎克伯格的世界

(本文发布于公众号“金融魅丽”)

哈佛第二知名辍学生马克扎克伯格本周回到哈佛,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33岁的马克扎克伯格是哈佛毕业典礼上邀请的最年轻演讲者。

他说,我们要“创造人人都有使命感的世界”

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就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参观美国宇航局太空中心的场景,他看到守门人手持扫帚,然后走过去问他在做什么。守门人回答说:“总统先生,我在帮助将人类送上月球!”

马克扎克伯格的使命感是什么?

富人的自觉

如果将人简单刻板地分成穷人和富人,如今可能是“富人”最有自觉的时代。

工业革命之前民生凋敝,只有地主、银行家算是富人。富人都干了什么?

威尼斯、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襄助教皇、襄助法国国王、英国国王,挑起或者扩大战争,获取更多财富。

如果从今天看向中世纪,当时财富最大的部分是存量的,增量太缓慢,获得存量的财富,就是从别人手中夺取过来。

美第奇家族真实存在于历史之中,从15世纪发家到18世纪绝嗣,美第奇一直是欧洲最重要的家族。

他们有钱之后最大的自觉是什么?是赞助文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差不多伴随着一部“包养”史。

如今人们能看到的达芬奇、拉斐尔、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提香作品背后,多少都有美第奇家族赞助的身影。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瓦特改良了蒸汽机,这里的人们也最先用上了铁路。

工业革命造就了新的富人,提升了生产率。这给英国的普通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这个时代富人并没有什么超脱于财富的自觉。

如今人们嘲笑\赞叹的英国代表食物”炸鱼薯条“,在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大部分地区的英国人也吃不到鱼。

火车的发明使得北海捕捞的鳕鱼三文鱼能在保存周期中送达内地,内地的需求有又促进了捕捞的发展,炸鱼薯条才遍及英国每个角落。

但从来没有一个英国大亨说,我希望人人都能吃上炸鱼薯条。

类似的话直到接近百年之后才由一个美国人说出来。亨利福特——这个发明流水线的资本家说:

“我希望人人都能买得起T型车。”

他的工厂生产的T型车改进后的额售价只有260美元,日薪5美元的福特工人也买得起。

这是工业时代和电气时代的故事。

这不是一个左派故事

马克扎克伯格在哈佛的演讲中提到”平等“。

他说,每一代人都在扩展平等的定义,以前人们为了投票权和公民权,而现在应该促进所有人的机会平等,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有人说这个年轻的CEO十年前会把”I’m CEO … bitch.”印在名片上,现在却越来越像一个政客。

“政客”的讽刺可能来源于这一段表述:

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社会:不仅仅利用经济指标(比如GDP)等衡量社会是否进步,而是我们中有多少人找到有意义的角色。我们应该为每个人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这样的保障,以便他们能够尝试新事物。我们需要对工作进行大幅改造,以便我们不必只为抚养孩子而去工作,不再将医保与公司绑定。

这多少有点“共产主义”,甚至连“社会主义者”奥巴马都没有这样想过。

但这并非一个“左派宣言”。

现实世界分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尚未解决温饱的世界,一个是硅谷和大都会为代表的世界。

几乎所有硅谷大都会为代表人士都认为,他们将会拯救/带领大家进入新世界。

他们关于新世界的描述可能略有差异,但大致趋势一致。

孙正义在描述这个世界时使用的是摩尔定律。

在最近五年,孙正义在很多场合的演讲中都提到这一点:一个芯片上的半导体单元数量即将超过人脑的神经元,人类大脑再也赶不上机器。

孙正义预测,这个“奇点”将出现在2018年(请拭目以待)。

奇点的意味着人类的很多职业或者能力被人工智能取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人类未来最重要的资产是数字资产。

青年导师李开复持有更温和的观点。他在哥伦比亚的毕业演讲中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但他看重的不是摩尔定律,而是算法、AI。

他认为未来AI会成为人类的辅助工具,很多简单的职业会被AI替代,比如快递、新闻记者、教师、律师等……以及程序员,但与人类的情感陪护相关的工作需求会大幅增加。

AlphaGo等人工智能的屡次出镜,让人们对这些问题思索得更多。持有类似观念的人也并非少数,比如马云鼓吹DT时代,李彦宏注重人工智能,可能推进的进度各不相同,但描绘的都是同一个未来的不同侧面。

但这些话语背后隐含的假设还包括底层世界的变迁:粮食谁去生产?房子谁去盖?工厂都站着睡?更广泛的人们凭什么生活?

李开复和孙正义回答了前一部分,AI和机器人

现在马克扎克伯格回答第二部分:为所有人提供“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类似于马克扎克伯格这个建议,其实比尔盖茨略早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向机器人征税。

哈佛的精神一脉相承,两人都是哈佛退学校友。

未来已来

我猜自己有生之年能看见“全民基本收入“这个词摆脱福利主义色彩,变成一个和水电煤气一样平常的词汇。

这不是基于情感倾向而是基于技术革新。

并不是女王十分慷慨,而是火车带来了炸鱼薯条;并不是福特十分慷慨,而是流水线带来了T型车。

AI、机器人带来的改变会比火车和流水线更大?

大概是这样。火车和流水线大幅改进效率,仍然是在人的基础上。而现在则是解放/踢走人。

比如腾讯在测试用AI写稿,估计不久的将来腾讯门户网站就不需要小编了。

比如富士康已经决定用更多的机器人替代蓝领,比如很多企业测试机器人送快递,比如很多人尝试用机器翻译和速记。

比如特斯拉准备把工人从Model系列流水线上踢出去;比如几家巨头在测试的无人驾驶,除了解放了私家车司机,也可能让绝大部分货车司机失业。

比如美国人已经在农场里测试轻型农业机械的自动化,从播种到采收全程由机器自动化操作,没什么毛病。

从千禧年至今,全球范围内的生产改进、经济繁荣和财富分配,都与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效率改变不一致,巨头们更富有,中产阶级更贫瘠,经济的繁荣为什么没有带来工资的大幅增长(在主要发达国家),这是最重要的一环。

富有者更富的格局可能再也无法改变,但人类的自觉可能将赤贫者和无生存能力的人群拉出泥坑,不再为最基础的生存发愁。向机器人征税,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这些设想在本世纪未必不能实现。

在关于未来的若干设想中,温和的人认为人脑的非线性思考能力和情感仍然无法替代,激进的人认为AI最终会让人类泯灭或者边缘化。

如果未来的趋势是确定,那么我们需要思索的是,如何立足于这样的世界?

不停IPO 刘士余就干成了前几任都没完成的任务

监会是个火山口,证监会主席一直坐在火山口上。(原文发布在公众号“金融魅丽”)

1

自从股民学会上网之后,历任证监会主席从来没有得到过股民的好评。

周行长曾经短暂在证监会主席任上停留,兢兢业业。

最早B股国内投资者不能买,股民们不乐意,好东西就留给洋人?企业也不乐意,市场不活跃,没前景。

周主席花了力气让股民们进入了B股市场。

过几年行情不好,股民不高兴,纷纷指责周主席:

“解放全世界,套牢全中国!”

好在当年没有微博和朋友圈,这个大帽子盖下来,保不齐小报告就打到天上去了。

周主席去央行后,尚主席接棒周主席坐在火山口上。

尚主席可能是股民评价最好的一位证监会主席。为什么?尚主席的起点低。

尚主席上任的时候,沪指1400点,此前不久,许小年刚刚发出“千点论”。后来沪指真跌到了998点。

尚主席上任三年不啃声,一发声就坐到了国办新闻发布台上,主要就一个意思,股权分置改革。

股权分置改革可能是资本市场十多年来最有创造性的一件事,不只是股民的诉求要协调,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也是花样百出,各种变相反对股改——毕竟到了口袋的收益还要二次分配,谁也不乐意。

因此股改已经推开了之后,仍然有不少央企国企的KOL们,还在鼓吹国有资产流失云云。

尚福林只有一句话:“开弓没有回头箭”。

后来A股创纪录的抵达了6124点,这个纪录,十年之后都没能打破。按道理股民应该兴高采烈才对。

但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A股领先一年暴跌,最低跌到1600多点。

股民们后来是怎么评价尚主席的?“十年一觉上浮零”

惨,但这真不怪尚福林。而且尚主席来的时候股指1400点,走的时候2500点,涨幅怎么也不是零。

但股民不管。

继任者郭主席来了,和股民说了不少掏心窝子的话,其中一段是:十年涨幅为零,不代表股民没有收益。

——话是没错,但怎么看都不太对劲。

至于郭主席、肖主席的经历,时间隔得近,大概连90后都有所耳闻。

郭主席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证监会“加强监管、放松管制”的职责方向更加明确。从郭主席往后,证券机构的“创新”如火如荼;同时打击老鼠仓、市场操纵等也得到了强化。

对于一般股民来说,郭主席本来是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影子银行在证监会监管范围内的膨胀一来跟散户关系不大,二来这东西不在此处就在彼处,避免不了。

但股民仍然怨气十足,送了一句:误信蓝筹锅输清

郭主席有大爱,任上不遗余力鼓励上市公司分红,提倡价值投资,公然告诉大家蓝筹股有投资价值。

但股民就那点爱好,输就输赢就赢,本来是愿赌服输的,现在你一说话,不赖你赖谁。

至于肖主席,前后处置失措,一句股灾道尽。股民评论写出来都吓人,不写了。

2

几任主席火烧眉毛的时候,都用了一个大杀器:暂停IPO。

中国原本没有证监会。

或者换个说法,中国先有IPO(和暂缓IPO),后有交易所和证监会。

中国股市的第一次火热突如其来。

1988年万科等几家企业发股票的时候,人们看股票的神情就跟如今看传销一样。不得已的情况下,深圳市要求党员干部身先士卒,冲在前面,好歹把股票发出去了。

——这可能是党员干部少有的合法合规发大财的机会。

消息传到了美国,诺奖得主弗里德曼也兴致勃勃的跑到深圳,来参观中国的股票。

弗里德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你们的股票印制的很漂亮。

但你们有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吗?有交易所?

接待弗里德曼的深发展副行长王健(后来深交所第一任负责人)说,一个都没有。

弗里德曼说,这样啊,发股票自然很好,但盒子打开之后,后面的事情就不好说了。

没想到股市的火爆来得有点早。1990年,人人嫌弃的股票人人争抢,那时候股票过户和现在房产过户差不多,排队过户的人都站到了大马路上。

当时股民们就传言,国家马上要暂缓新股发行了,市场因此更火了。

但新股并没有暂停,市场一直火到1992年8月10日,后来称之为810事件。

1992年8月9日和8月10日。人们盼望已久的深圳新股认购抽签表发行了。各售表网点门前提前三天就有人排队,9日早上已有了100万人的长龙队伍。上千万张、成捆的身份证,特快邮递至深圳。近百万人排队10个小时,其中有一半时间在倾盆大雨中。到9号晚9点,全部新股抽签表售完。

这中间,营私舞弊暗中套购认购表的行为被群众发现。发售网点前炒卖认购表十分猖獗,100元一张表已炒到300元至500元。10日晚部分认为其中有诈的群众与维持秩序的警方开始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者。随后也增发了50万张抽签表。

这个事件有多混乱?1992年深圳人口60万,810新股抽签引来150万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早期股市的地位和前几年的P2P网贷是一样的。股票交易所都建立两年了,为什么还没有证监会?

中央的意见是,股票市场可以搞,但搞成什么样都不做直接认可,股票市场是个试验品,弄不好就关掉嘛。弄一个证监会,不就代表中央认可了吗?

但810给大家出了难题。

同志们,股市这个实验还要不要搞?

要搞!那就攒一个证监会吧。

3

中国证监会成立之后,先后按下9次IPO暂停键。

按照证监会的说法,没有一次是因为股市下跌引起的——”毕竟证监会不管股市涨跌呀!” IPO的发行方式,不管是大改还是小改,也动了9次。

但IPO的问题真是只是发行方式吗?或者主要是发行方式吗?

尚主席时期按了两次暂停键,第一次是股改未完成,IPO暂停一年;第二次是金融危机之后股市跌至地点,2008年12月开始,IPO暂停了8个月。

尚主席在任期间,是大蓝筹的上市高潮阶段。

第一次恢复IPO发行之后,国航要在上交所上市,当时中国最好的航空公司,差一点发行失败。

嘉实的一名基金经理苦闷思索了几个晚上之后,决定All in国航。这个举动帮了国航,也成就了他自己。

但转脸到了2007年,中石油上市的时候,情况就完全相反了。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实际上尚主席时期,市场就证明了是自己是能够定价的,前提是供需没有被管控。

此后的几任主席也都按过暂停键。郭主席任职时期,浙江世宝发行之后,IPO暂停了14个月,是暂停最长的一次。肖主席任职期间,2015年下半年按住了暂停键。

从IPO发行方式的变革看,郭主席任内IPO单次暂停时间最长,为IPO设计的方式、流程可能也是最具前瞻性的一次,比如预披露这项制度。但有些直接瞄准“三高”的设计也是有问题的,三高为什么会产生?这和当年的810事件时没有本质的区别,仍然是供需的问题。

在时间上,每一次IPO暂停对应的都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但每一次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时间点,恰好卡在股市低潮股民怨望纷纷的时间点上。

这真是隐秘的父爱——嘴里不说,但心里的想法大家都明白。

如今的A股,明眼人都看得到这个市场只剩下国家队撑着了。以韩志国为代表的十八线专家,又开始鼓吹暂停IPO。

但新股破发了吗?新股因筹资不足发行失败了吗?这两点没做到,明明说明新股发得还不够多嘛。发行改革改到郭主席哪儿,已经差不多了,剩下的问题不是来来回回增加规则能够解决的。

刘主席任上,也说了不少耸人听闻的话,比如”害人精“、”妖精“,因为股市下跌收获的骂名也比前几任都多。

但只要不按IPO这个暂停键,刘主席就做出了前几任都没有做成的事情。

A股跌到998点都能救回来,何况现在还有三千点。不按这个键,不过是100句骂人的话上面多收获了一句。

市场也许有痛(其实已经这样了),但总好过在市场决定还是父爱决定这个问题上,来来回回,反复开倒车。

“一带一路”与现代性

“一带一路”是一种现代性问题的求解方式吗?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

5月14日,北京的天空浮现出前所未有的蔚蓝,人们称之为“一带一路蓝“。但除了对蓝天的惊叹、会议限行带来的堵车外,一带一路更深远的改变也许将发生在未来十年。

这可能是另一个大时代的起点,它有别于我们之前所关注的经济转型和社会改革,它不完全是一种内部的、原生的变革,同时也可能是中国人最近三十多年求解现代性的最大尝试。

天时地利下的蓝图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设想时,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的印象都没有今天深刻。

但这期间全球发生的变化不可谓不惊人。

比如奉行“美国优先”的川普当先为总统,扬言(并且实际开始了)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欧盟正应对英国脱欧,以及欧洲大陆成员国的极右翼政治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藉由“一带一路”,中国成为了全球化和贸易自由的唯一捍卫者。

印度的一名智库学者Sudheendra Kulkarni说,即便你不认同中国的构想,但不可否认中国拿出了一个构想——中国是现在世界上仅剩的一个思想领袖。

从这种角度看,“一带一路”远非输出中国产能的问题。按照习主席的提法和倡议,这个计划有可能改变很多欠发达区域的面貌,让全球更多的人口从贫困与混乱中解脱出来,让全球化惠及更多人群。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则是延续经济增长,同时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象征。——如果对全球化和共赢这两点抱有信心的话,不应该对同时实现两方面感到悲观。

假定这样的蓝图都得以实现,站在更高的维度看,这变成了一个跳出西方模板的“超越现代性”问题。

非西方国家成功过吗?

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家(或者群体),如何在当今世界生存发展下去?这看起来是个过于宏大的问题,但却非常现实。

东亚的日本与中国都面临这一问题;在更广泛的中东、欧洲、西亚乃至全球范围内,伊斯兰问题的内核也一样。归纳起来,是“现代性”与“超越现代性”的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文明是西方文明,不论是科技还是哲学,现代性就是西方文明的表征。而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传遍全球,其它国家或群体的崛起与发展,无一不是向现代性的转变。

在日本,现代性伴随着美国军舰而来,下一个百年中,中东短暂而闪亮的现代性伴随着大范围军人执政和世俗化。

但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有非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也都遇到了现代性难题。

比如日本。19世纪日本在美国军舰的威逼下打开国门,迅速接受了西方的外在形式。

但在明治维新二十余年之后,日本就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一如美国之前将《神奈川条约》强加于日本。在应对现代性的过程中,日本发展出了沙文主义,认为东亚的现代化是日本的责任和安全基础之一。

这种沙文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结合日本神道教特点,最终形成了二战期间日本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

日本的现代性冲突为什么会演进得如此剧烈?这与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遭遇有关。比如《马关条约》之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对现代性产生了反思,为什么我做得跟你们一样好,你们可以占领中国部分地区,我就不行?

一战过后,战胜国在凡尔赛订立合约。在中国这件事情引发了五四运动,在日本,其影响同样很大,日本在亚洲的权益获得认可,但日本的另一个重大诉求,看起来很虚,在《国际联盟盟约》中添加种族平等条款,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理会。

“各国平等是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缔约国同意,尽快给予来自联盟国的外国公民平等、公正的待遇,在法条或事实上,皆不准以种族和国籍为由行任何形式的歧视”——日本提议加入国联盟约的条款。

(但否决这一条款的是谁呢?是美国。站立着自由女神的美国长久以来一直是种族歧视大国,一直持续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美国仍然是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这就相当于一个俱乐部,你满足所有条件(至少1919年时的日本是这样),但你仍然不能加入,正常的反应当然是:这个俱乐部是有问题的。

现代性疯了,超越现代性才是道路。也许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二战中日本才不惮于向美国开战。

但作为这一系列问题的后遗症,日本时至今日在经济上极为成功,在国家认同上却仍然存在问题。

求解现代性的中国方案?

从中国的角度看,大概发生过三次求解现代性的问题。但中国一直在努力抵达现代性,而非超越现代性。这三次中,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那一次众所周知的运动,随后邓公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发展经济。

比如五四运动中主流思潮所要求的其实是全盘西化。当然“全盘西化”未见得是一个贬义词,这是一种选择,虽然我们没有机会再验证它。第二次人们要求的其实是退而求其次的“德先生”。

因此,在中国是否已经具备稳固的现代性?这个答案可能并非十分肯定。

但在经济、科技、民生上的发展,中国的情况纵向看已经是历史高峰,横向看也不弱于好过当前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少发达国家。

中国有了寻求“超越现代性”这个问题的资格,这种需求还十分急迫。比如在官方语境中推广的“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还包括中国梦,以及最近热起来的传统文化等等。

这正如日本人百余年前扪心自问什么是日本人,什么才能成就日本。

但路径不同,时局不同,文化基因不同,中国在超越现代性上的选择与日本完全不一样。

是否伴随武力扩张当然是两者最大的不同之一,因时代背景迥异。中国领导人力求避免沙文主义倾向,强调平等互利;第二,也不像西方主要国家,中国不强行要求周边接受现代性的形式——因为中国迄今也未完全接受这些形式。

很早以前就有西方人炮制出“北京共识”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北京共识”,因为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际行动。

如果“一带一路”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得以显出功效,才有可能真正出现一个”北京共识“。辅之以国内改革的推进,中国有可能在”超越现代性“这个问题上迈出的一大步,真正不再纠结于认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