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批评一群人“反智”的时候，这个批评基本上是精英视角的。但“精英”应该被看做一个中性而非贬义的词汇。

现在谈论反智主义颇合时宜，大洋两岸反智的现在如今层出不穷，特朗普代表着反智的有一个周期轮回。虽然本书写作时代较早，但比如把知识分子和左派形容成“女性的“，行动派与学院派的二元对立，对阴谋论的崇信等现象，均是对过去反智时代的复现。反理论、反专家、反建制、反宽容文化的复兴，虽然不能说这些全都是反智的，但都是会在反智高潮中出现。

霍夫施塔特在他的书中分析了美国的反智基因，包括美国生活中长期推崇实用主义、宗教直觉，政治领域民粹历史悠久等等，其中有很大篇幅在描述美国福音运动、美国的教育等层面。虽然反智普遍存在，但美国反智的基因格外强大。

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也极多，从2021年开始，有7家出版社以3种不同的书名发行了7种版本，这在此类书籍中是极为少见的。可能一方面是环境变化使然，另一方面可能是一些机构认为这仅仅是指斥美国的一本书。从内容上确实如此，但反智的精神内核和现象，则放之四海皆可见。

对美国民主的另一种批评

在霍夫施塔特所有的论述之下，隐藏着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说的，是“对美国民主最令人不安的批评”。

霍夫施塔特在书中写到，”反智主义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和平等主义情绪之上的。“

虽然美国的开国者一代警惕民主的弱点，是共和而非民主的崇信者——而且可以说开国者都是精英、贵族与知识分子——但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又浸润着平等主义的精神，并在杰克逊时代开始占据上风。

在美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中，民主被简化为“多数人无需专业知识即可决策”，这一点加剧了“实用”和“智实”的对立，深化了这一反智传统。

然而，这并不是说反智就是一个“民众”的问题。在美国的反智历史中，有两种的传统使得反智在精英中也同样流行。

一种是政客操弄民粹。民主政治本质上是多数人获胜的游戏，在这中间，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思考“无知和博学”应不应该平等，但在实际中，它就是平等的。政客通过贬低专家——典型的如特朗普塑造“懂王”的过程——争取选民，利用大众对精英的敌意，极大的推动了反智的蔓延。

而另一种，霍夫施塔特认为，“美国知识分子很少能够坦率地面对其阶层的精英特性和其民主抱负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也许这可以理解成一种在潮流中的从众压力。

后一种，往往不少情况下也是出于对”大众“的神化，李普曼对此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但在此意义上，大洋此岸的思维方式中，”人民群众“也有类似被神化的倾向，也蕴含着很多霍氏所说的反智因子。

而在美国，这种本质上对民主的攻讦使得霍夫施塔特的观点难免遭遇批评。正如李普曼遭遇批评一样。

教育与反智主义

李普曼阐发的角度虽然和霍夫施塔特大不相同，但其内核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包括对民主政治的评论，以及对大众文化的意见。

也正如杜威与李普曼的争锋相对，霍夫施塔特的本书中对杜威的理论给出了批评。

虽然作者很曲折地说，杜威的模糊性，使得追随者让其教育理论走样，但实际上，作者认为本质原因还是杜威一方面认为教育是自足的，拒绝成人的干预；而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的目标外在于教育本身。

杜威的教育思想如果主要总结起来，中心是“生活即发展”。杜威认为，儿童蕴含着更好的自我，因此，教育的目标是保障儿童自由的发展。这里隐含的意义是，当代成人是不足的，儿童将会是更好的成人，学校应成为社会生活的雏形，既简化现实社会复杂性，又通过“纯化与理想化”过滤不良影响。

在很长一段时间，杜威的教育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中间出现了一些好的方法，比如减少欧陆的填鸭式教育。但霍夫施塔特认为杜威思想的固有缺陷会导致目标弱化，后续美国教育的演变验证了这一点。

比如，公立学校教育中，更多强调如何满足哪些学术能力最差的学生，以及认为绝大部分高中生将来不会接受更高程度教育为目标设计课程，增加很多比如社交、修理等”生活适应性“课程，按照霍夫施塔特的观点，就是鼓励知其然，不鼓励知其所以然。

当然这一点在70年代后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描述到此处时，很多人会发现这与中国中产家长在一个阶段提倡的快乐教育颇有相似之处。

放弃或者说不重视对”学术的“，或者”智识的“，或者”批判的“追求，而追求”实用的“、”自足的“，看起来是一种美式风格，但实际上却普遍存在。霍夫施塔特的看法，这也是反智的。